8月2日,家中巨变.祖、父双双入狱,母妹病瘫在床.一时间,竟不知所措.吾有失德乎,运乎,命乎?遂成此诗以自嘲.

万般艰难不畏多,点信马翁点信佛.

此身但得常珍重,苍天又能奈我何?

                    

                                                              作者：罗兴廉  

毛泽东是个伟大的改革家，他早年和中年的改革，是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旧中国，改革成独立自主的、先进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毛泽东晚年的改革是创造性的、新的、前进的、前无古人的、石破天惊的改革。他的改革是以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指导，以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目的，从国内国外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出发，向科学社会主义前进，而不是向后退；使科学社会主义的因素逐渐增多，而不是逐渐减少；使我们向科学社会主义逐渐靠近，而不是越来越远；是创新的改革，而不是把人家的破烂拿来，贴上自己的标签就算自己的发明创造。 

一、改造人

改造人。就是改造人的世界观，改造人的思想，改造人的灵魂。为什么要改造人？因为人性有二重性，即兽性（人性恶和自私自利）和人性（人性善和团结友爱），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性恶和人性善。兽性就是人性恶，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尔虞我诈，整人害人，压迫剥削别人。人性就是人性善，不自私自利，不损人利己，团结友爱，互助合作。（请看后面附件：人性的二重性）

人性的最低标准就是孔夫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性的最高标准就是毛泽东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改造人，就是要使人的兽性逐渐减少，人性逐渐增多，也就是使人们的自私自利逐渐减少，使人们团结友爱，互助合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素逐渐增多。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财富多了以后，社会主义才不会变质，社会主义才能巩固，社会才能和谐，才能逐渐进入科学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

《共产党宣言》上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

同传统的观念决裂就是同私有制观念决裂，也就是同兽性决裂。《宣言》这一精神，只有毛泽东才深刻理解了，并在实践中逐步贯彻实行。他一再强调，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要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继续革/命。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就忽略了“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他们认为，只要所有制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因此，当毛泽东提出“要继续革命，要防止社会主义变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时，他们就很不理解，认为毛泽东犯了“左”的错误。毛泽东生前，他们有意无意抵制在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毛泽东死后，他们就翻了个底朝天，与毛泽东晚年的精华思想彻底决裂，还群起而攻之。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在进行经济建设时，不注意人的思想改造，经济发展了，人的兽性也就膨胀了，也就是自私自利的思想膨胀了，人性削弱了，因而剥削压迫就复辟了，社会问题也就多了。我们离科学社会主义不是近了，而是远了。

这也再一次证明，毛泽东是要比其他的社会主义者高明许多，相比之下，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就相形见绌了。

对人的改造是最根本的改革，只有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又把大多数人（特别是共产党的高中级干部）改造成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者之后，才能巩固科学社会主义。否则，发展经济就是为资本主义作嫁衣裳。原因很简单，只有具备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才能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而奋斗，那些满脑袋充满资产阶级思想的“精/英”人物，是不会为科学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他们不仅不为科学社会主义而奋斗，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抹黑科学社会主义，美化资本主义。他们还昧着良心妖魔化为科学社会主义而奋斗终身的毛泽东。

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是个体小农经济），现在这条道路在农村占统治地位，从舆论上颂扬，从政策上扶持，当时把安徽省带头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小岗村就吹上了天。

另一条道路就是部分生产队或生产大队坚持走农业集体化道路，这条道路是得不到支持的，一些人还要讥笑，挖苦讽刺，一些知识“精/英”还要千方百计地抹黑它们。辛子陵还像“蜀犬吠日”一样，把农业集体化作为毛泽东的罪恶之一，攻击毛泽东。

但是，现在，全国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还有六千多个，这六千多个基本上不存在三农问题，不存在新的三座大山，没有两级分化，有的已经集体达到小康，有的正在小康道路上前进。而联产承包的地方，个人发家自富的不少，但集体自富的就微乎其微。

这六千多个走集体化的村庄，之所以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就是因为那里的人，特别是那里的干部要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坚持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因此，要搞科学社会主义，对人的改造才是最根本的改造。

毛泽东对人的改造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对不同的人群提出不同的要求：

一是对全国人民的改造。

全国人民包括所有的人，但主要是广大的普通群众。对这部分人的改造，其方法是：要求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中，学习先进人物（学习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号召他们自觉斗私批修，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改造自己，自己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自觉遵纪守法。对这些人的改造是号召性的，没有强制性。 

二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主要是要求广大的知识分子理论联系实际，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自觉改造世界观，要求他们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毛泽东生前，广大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或者正在朝着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努力。

但是，毛泽东死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就原形毕露了，他们把多年来埋藏在心里的反/动思想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他们死心塌地地要在中国实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他们崇洋媚外，为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歌功颂德，为卖国贼、汉奸树碑立传。他们对1840年以来，我国人民反对内外反动派的革命运动，都竭力污蔑诽谤，就连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和五四运/动也给予否定，他们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告别革/命”。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抛弃祖宗无尽藏，死心塌地学西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他们尽量妖魔化。他们不仅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而且还全盘否定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基本上否定了，他们对汉/奸文化情有独钟。

由于这部分知识分子的妖言惑众，使有些好的知识分子也跟着学坏了，现在，灵魂肮脏的知识分子不少，现在的贪污犯中，有几个不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教育乱收费是不是知识分子干的？医院乱处方是不是知识分子干的？在学术上弄虚作假是不是知识分子干的？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是不是知识分子干的？为帝国主义歌功颂德是不是知识分子干的？抹黑社会主义、妖魔化毛泽东是不是知识分子干的？有的知识分子欺骗老实农民王宏彬搞“永动机”，王宏彬因无知受骗上当可悲，但那些欺骗老实农民的知识分子更可耻。

现在看来，毛泽东当年要求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是完全正确的，要求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也是完全必要的。

三是对共产党员的改造。

总的说来，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入党时要保证入党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经过严格审查后才入党的。但是，人有“韬光养晦”的功能，有人本来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为了升官发财，或为了打入共产党内，他们在口头上，在书面里，也保证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另外，有的人入党时确实是优秀的，但在客观条件的影响下，也有可能变坏。因此，对共产党员的改造更加重要。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有相当一部分党员是要当领导的，如果这些党员不好好改造，变坏了，其危害无穷。

对广大党员的改造：在改造群众的基础上，还要加上较严格的、半强制性的党的纪律，违反了党纪就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直至开除党籍。要求党员在工作学习中，在日常生活中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经常斗私批修，也就是说，不仅要经常和自己的私心杂念作斗争，还要经常批判修正主义。争取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四是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改造。

要求他们在广大群众和广大共产党员改造的基础上，还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点是：要党员干部经常看书学习。毛泽东说：“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前面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17页）

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要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也就是又红又专。

专，就是要求干部“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52、53、61页）

红，就是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防止社会主义变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忘记了阶级斗/争就要走到邪路上去，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修正主义错误，就要给人民，给党，给科学社会主义带来很大损失。

二点是：要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要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疾苦，尽可能解决群众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教训》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观点，是我们党的一切工作根本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赐观点。”（同上）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离开群众。这样，我们就可能知道群众，了解群众，同群众一道，也就可能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人民日报》1966年8月17日）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没有人民我们这个队伍就不能存在。”（《解放军报》1967年4月29日）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人民日报》1968年3月23日）

三点是：要党员干部发扬民主，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的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

“没有高度民主，不可能有高度集中，而没有高度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让人讲话，天不会跨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那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

（以上都摘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965年月14日） 

四点是：要党员干部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劳动中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毛泽东说：“现在的重要问题是重新教育干部。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不教育好干部，我们就毫无出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2）“他又说：“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批示。1963年5月）“干部不劳动，就会慢慢变质，甚至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就有基础了。”（同上）“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教训》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五点是：要党员干部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还在革命未取得完全胜利之时，毛泽东就预言在和平建设时存在着资产阶级对党腐蚀的危险性，以及党内存在骄傲自满情绪，这一切都将给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带来巨大的破坏性。毛泽东对此十分警惕。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邓/小平关于西南区党政军三个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中说：“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524页）

同日又在《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的批语》中又说：“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同上528页）

由于他对干部廉洁奉公的教育抓得紧，要来严，加之自己的模范带头作用，使他那个时代的中国各级政府是空前绝后的廉洁政府。 

六点是：要党员干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不要做人民的老爷。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广大党员干部没有这一条，建成的社会就不可能是科学社会主义。 

以上六条是要求党员干部自觉做到，如果做不到，就要给予批评教育。但是，有的党员干部兽性很强，你说之谆谆，他听之藐藐，你有政策，他有对策，阳奉阴违，我行我素。对这部分党员干部怎么办？

用搞政治运动来解决。

五是对犯罪分子的改造。

 其方法是强制性的，也就是专政的方法，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强迫他们劳动，在劳动的基础上，给他们以再教育，使他们重新做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 

二、改革教育。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是独特的，他提出：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他特别重视体育，因为身体是德育和智育的载体，没有健康的身体，其它两育都将化为乌有。要求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改革政治体制

毛泽东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新的，不同于现在有些人所要求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些人要求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无非是与西方接轨，就是要实行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离和普选那一套。以便他们有机会上台执政。这种政治制度再好也只是少数人对多数的统治。

毛泽东要建立的政治体制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解放后，他建立的政治体制，既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而是一种特殊的多党制。要说特色，这才是中国真正的特色。但毛泽东对他自己建立的政治制度并不满意。他认为这个国家制度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制度还不完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制度。他要逐渐建立一个完全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由人民参与管理的和由人民参与监督的国家制度。文革中各级地方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就是这种政治制度的试验。革命委员会里有老、中、青三结合，即领导干部、军队干部、群众代表（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的三结合。

中央政权机构取消了国家主席设置，在人大、政协、国务院也实行老、中、青三结合，领导干部、军队干部、群众代表（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三结合。有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还在国家机关担任重要职务。

为了保证各项改革的成功，防止走过场，到一定时候还要搞政治运动，由人民来监督实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四、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建国后，我们一些规章制度是完全照搬苏联的，有些制度是不符合我国的国情的。因此，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他就着手改革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最突出的是：《论十大关系》和“两参一改三结合”。《论十大关系》是要改变过分集中的僵硬的计划体制，调动各级干部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两参一改三结合”是要改革工厂的一长制，这种制度妨碍了广大科技人员和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因此，要加以改变，要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要实行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参加的三结合领导制度。

他对照搬苏联的保卫制度特别反感。他认为：这种制度最大的毛病就是妨碍领导人接触群众。如规定领导人不准进馆子，不准随便到群众中去，不准自己找保姆等等。他曾生气说：连陈云同志找自己的亲戚当保姆都不行。他对不让他到群众中去，有时提出抗议也无济于事。因此，他曾感慨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虽是党的主席，就没有你们自由，你们可以到天安门去看大/字报，我就不能。 

五、搞政治运/动

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要一分为二

什么是一分为二？我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不少人对一分为二还缺乏了解，他们把一分为二仅仅看成是：正确与错误；优点与缺点；对与错；好与坏。因此，他们就认为，最好的东西不能一分为二，最坏的东西也不能一分为二，如林/彪、“四人/帮”、“文革”和“改革开放”就不能一分为二，如果有人说这些也要一分为二，他们就说别人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是极左分子。

这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

一分为二是辩证法，辩证法是放之四海而准的。一分为二是对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形象表述，说的是任何一个事物至少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有主有从。这两个部分不一定相等，可以是一半对一半，也可以四、六开、三、七开、二、八开、99．9％对0．1％。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个部分不存在好与坏，正确与错误问题，如在数学中微分与积分；在认识论中理论与实践；在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战争中的进攻与防守；在力学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在电学中的阴电与阳电；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与分解等，就不能说那一方是正确的，那一方是错误的，哪一方好，哪一方坏。正确与错误、优点与缺点是人对有些事物的评价。由于人们的感情不同，立场不同，利益不同，对两个部分的评价往往截然不同。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斗/争中，资产阶级说无产阶级是错误的，是反革/命；无产阶级也很自然地说资产阶级是错误的，是反革/命。又如美军占领伊拉克，布什说占领是正确的，是解放伊拉克人民，而伊拉克人民却说美军是侵略者，布什是战争贩子。

把毛泽东时代搞的政治运/动，说是完全错误的，不能一分为二，必须彻底否定。这也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要一分为二。这里不谈各个具体运动，具体运动后面的专栏里谈。这里只对政治运/动作个总的初步评价。

 

为了加强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进行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为主题的整风运/动。图为陕西省西北第一棉纺织厂职工在小组会上向党员干部提意见。 

搞政治运/动的坏处

坏处之一，就是在整坏人的同时伤害了一些好人，如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就伤害了不少好人。

坏处之二，是对经济工作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伤害了一些好人。

搞政治运/动的好处

好处之一，就是能充分发扬民主。在运动中，老百姓真正有话语权，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老百姓有了民主，才算真正的民主，现在西方的民主只是半民主。

好处之二，使干部平时要“挟着尾巴”做人，不敢骑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作威作福。否则，政治运/动一来，他们就吃不完兜着走。这是对干部最有效的监督，也是戴在干部头上的紧箍咒。因此，在改革开放前，干部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干部极少，贪污分子也不多，最大的贪污犯就是张子善和刘清山，但他们只是两个地师级干部。

好处之三，使人的人性得到发扬，使人的兽性受到限制。因为人性有二重性，每个人都有人性和兽性。

毛泽东搞政治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求人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整人害人，对那些整人害人的人，特别是干部中整人害人的人，进行说服、教育、批评或斗争，使他们改邪归正，去掉兽性，发扬人性。使绝大多数干部的灵魂得到净化，使广大群众从中受到教育，自觉提高觉悟。因此，他那个时代，政治运动较多，虽伤害了一些好人，特别是使干部吃了不少苦头，但绝大多数干部的灵魂是干净的，不是肮脏的，从而使整个社会的丑恶现象极少。

政治运/动的优点是主要的，应当发扬光大；缺点要克服，应当尽量避免。不要因为有缺点就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倒洗澡水时，不要把婴儿一起倒掉了。

不搞政治运/动是否就能避免伤害好人呢？

有人说不搞政治运/动就不伤害好人了。

这话就值得商榷了。改革开放以来就取消政治运/动，难道伤害的好人还少吗？

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倒台时，就跟着倒了一群人。这一群人中有无好人？八九政/治风/波又倒了一群人。这一群人中又有无好人？现在谁说得清楚？

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揭露出来的贪污分子有多少？在贪污分子中有撤职的、开除党籍的、判有期徒刑的、无期徒刑的、死缓的和处以极刑的。这其中既有省部级的，也有副总理级别的，至于地、市级和县一级以及社会上的刑事犯罪分子就不胜枚举了。对这些人的惩处是应该的，是他们罪有应得。但是，人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那个时候，贪污分子那样少，最大的贪污犯就是张子善和刘清山，杀了这两个贪污犯，干部就廉洁了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贪污分子为何如此之多？贪污分子的级别为何如此之高？判刑的、杀头的高官也不少，有的高官还是副总理级别的，省、部级的，为何贪污犯还前仆后继，愈演愈烈呢？这些贪污犯中，有的人在毛泽东时代是好干部，有的人还是模范，如女贪污犯韩桂芝和李田民。李田民在毛泽东时代几乎年年评为模范，离休时，奖励她五百元钱，她全部捐献给幼儿园。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离休了，她却成了判处死缓的贪污犯。如果不宣布取消政治运/动，她们敢贪污吗？如果不取消政治运/动，他们会身败名裂吗？

还有卖淫的、赌博的、抢劫的、吸毒贩毒的、走私贩私的……有多少人？谁说得清楚？这些旧社会的丑恶现象，在毛泽东那个时候，几乎绝迹。而改革开放以来，这些丑恶现象却泛滥猖獗起来。这些人不仅伤害他们自己，而且还伤害其他好人，伤害了社会。这些人受伤害的内因是他们自己，而外因呢？如果不取消政治运/动他们敢吗？有些卖淫女如果不是因为下岗了，生活无作，她们愿意干那种丑事吗？

人们再思考一个问题，毛泽东那个时代，这些社会丑恶现象为何如此之少，而改革开放年代，社会的丑恶现象为何如此之多？

如果不取消政治运/动，贪污犯有那样多吗？刑事犯罪分子有那样多吗？社会丑恶现象有那样多吗？

还有广大的下岗工人、被强制拆迁的市民和失地农民等等。这种伤害究竟有多少人，现在只有天知道。仅下岗工人一项就有4000多万人。对这部分人的伤害是有意的，精心策划的，毫无道理的，完全是兽性大发着的表现。如果不取消政治运/动，那些吃人的狼敢如此猖狂吗？

毛泽东时代，搞政治运/动挨整的人，几乎都是“上等人”，错整的人是事处有因，查无实据，可以说是误伤，不是有意要伤害，运动后期还有甄别平反、落实政策的希望。在运/动中挨整的人不是弱势群体，大多数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在运/动中整别人的人，运/动后期，可能升官，但绝对发不了财。

改革开放以来挨整的是下岗工人、农民、平民百姓，几乎全是弱势群体，是整你不商量，没理可讲。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人过问过，这4000多万下岗工人，该不该下岗？该不该落实政策？该不该追究整下岗工人的人们的责任。而整下岗工人的人们，几乎都成了亿万富翁，个个喜笑颜开，弹官相庆。有的人不是升官就是发财，有的人既升了官又发了大财。

 

附件：人性有二重性

人性是善还是恶这个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在西方一直是神学思想和哲学思想争论的问题之一。几千年来，争论的双方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我看今后也不会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原因是：双方都有客观存在作后盾，双方都无法彻底否定对方的论据。

那么，对这个问题，能不能折衷调和一下呢？把善和恶作为人性的对立统一来看待呢？我现在就作个折衷主义者，把善和恶作为人性固有的两个侧面来认识。

一、每个人都有善恶两个侧面

每个人有无善恶两面性呢？有。其根据是：（一）哲学依据。善和恶是对立的统一，没有善就没有恶，没有恶就没有善，这是哲学和美学公认的原理。（二）人有善恶两面性是客观存在的。在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着善恶两种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仅如此，而且每一个人的思想上都存在着善恶两种现象。各个人都有过思想斗争，这斗争就是自己头脑中的善和恶在相互斗争。如人们捡到一件很贵重的东西，是还给失主，还是据为己有，这就有一个思想斗争过程。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有的人思想上还是很痛苦的。斗争结果，有两种情况：一是还给失主，这是善起了主导作用，是善战胜了恶，是人性的胜利。一是据为己有，这是恶起了主导作用，是恶战胜了善，是兽性的胜利。（三）大辩论证明了人有善恶两面性。在善恶大辩论中，善方充分证明了善的存在；恶方又充分证明了恶的存在。（四）古人和今人都有人认为人有善恶两面性。在我国战国时期，世硕就提出了人有善恶两面性，他说“人性有善有恶，举人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举人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即善恶两面性究竟哪一方得到发展，决定于周围的环境是有利于善的发展还是有利于恶的发展。也就是民间说的，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端公跳假神。密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皆言人有善有恶。西汉的杨雄也提出“人之性也善恶混的论点。”（见《辞海》976页）今人也提出了：“在一个人的品性中，具有‘较善’和‘较恶’两个部分，如果‘较善’部分占优势的话，就能控制住‘较恶’的部分，他就成为‘自己的主人’,便为人们所赞扬。如果他接受不良的教育，或者受坏人的熏染，以致‘较恶’的一方占优势，‘较善’一方逐渐缩小。那他就成为‘自己的奴隶’，便为人们所责备。”（《西方法学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第30页）

从历史到现实，从东方到西方都有人承认人性有善恶两个侧面。

那么，每个人的善恶两面性是怎样形成的呢？善和恶是人脑产生的精神现象。人脑是十分复杂的，现在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但有三点人们已有共识：（一）人的忧愁是人脑的一部分在活动，人的快乐是人脑的另一部分在活动。（二）左脑主管逻辑思维，右脑主管形象思维。（三）大脑管思维，小脑管运动。要想大脑得到休息，就积极参加运动，用小脑的活动去抑制大脑。

以上三点说明什么呢？它说明人脑各部位的功能是不同的。

那么，人脑里有没有善和恶的两个部分呢？应该有。因为：

一、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反杜林论》第140页）这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人性和兽性，只是每个人的人性和兽性的多少不同，有的人人性多些兽性少些，有的人兽性多些人性少些。

什么是人性呢？人性，就是人性善，就是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团结友爱，不自私自利，不损人利己，想他人之所想，急他人之所急，不欺压别人，有建设性，无破坏性。人性的底线就是孔夫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性的上线就是毛泽东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什么是兽性呢？兽性，就是人性恶，就是自私自利，尔虞我诈，压迫剥削别人，损人利己不择手段，也就是有的人一再强调的“人的本质是自私的”。

这就是说，善和恶，公与私是每个人固有的，只是各个人的多少不同。

二、佛洛伊德从医学和心里学的角度把人脑产生的精神现象分成三个部分，即“本我”、“自我”和“超我”。

“本我”是提供能量的，它是精神的动力部分。本我只遵循快乐原则，力求对本能需要的满足。它有两种本能，一是“生活本能”，这种本能倾向综合与统一；二是“死亡本能”，这种本能具有破坏性、挑衅性和侵略性。本我代表不驯服的热情。

“自我”是精神的反映和控制部分。它的本能是认识客观世界。它要按现实原则行动。它受本我所驱使，又受超我和客观世界所限制。它的任务就是处理本我与超我的矛盾和处理本我与客观世界的矛盾。人的智慧和经验就在这个部分，自我代表理性和聪明才智。

“超我”是精神的监督部分。它是产生人类生活较高层次的部分。它是追求完美的倡导者，是理想的载体。它代表良心、道德和理想。（请参看佛洛伊德著《精神分析引论新讲》总序34页，中文版序1719页，第三十一讲全部。《精神分析纲要》第110和6581页）

佛洛伊德用这个理论医治好了很多精神病人。这说明这个理论有一定的正确性。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理论得到一些启发，用它来帮助我们理解和说明人的善和恶，公与私的问题。

人的善和恶，公与私是怎样形成的呢？不同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社会环境的潜移默化与人的善恶形成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这些影响再大都是外因，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宋庆龄和宋美龄就出身在同一个家庭里，几乎受的是同一教育，但她俩姐妹却走了不同的道路；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有革命和反革命之分，蒋介石很重视他的得意门生陈庚，当时，陈庚如果跟随蒋介石，当时肯定会飞黄腾达，荣华富贵，但陈庚却坚决谢绝了蒋介石的挽留，自觉自愿地走艰苦危险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人，为社会主义社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也有不少人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有很多人出污泥而不染，但也有不少人成了犯罪分子。最典型的是黑龙江前省政协主席、省委副书记韩桂芝，她以前几乎年年是模范，后来却成了中国最大的女贪官，而且她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媳妇也跟着犯罪，一家六口人就有五个人犯罪，唯独韩桂芝的丈夫陈荣华出污泥而不染。这就说明，一个人的善恶形成除了家庭和社会教育以及社会环境这些后天因素的影响而外，还与各个人先天的内因有很大关系。《恰同学少年》里那个刘俊卿就很典型，他的父亲很好，他的妹妹很好，他的未婚妻也好，教他的老师和同学都好，在那一群学生中唯独他一个人变坏了。

那么，各个人的善恶内因又是什么呢？这就是各个人的人性和兽性的多少不同，也就是“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强弱不同，结构不同，因而各个人的善恶程度也就不同。“本我”中的“生活本能”就是人性，就是善本能，因为它要求综合性与统一性。本我中的“死亡本能”就是兽性，就是恶本能，因为它有侵略性和破坏性。一个人的人性大于兽性，也就是“生活本能”大于“死亡本能”，而“自我”和“超我”都强，善就起主导作用。一个人的兽性大于人性，也就是“死亡本能”大于“生活本能”，而“自我”和“超我”都弱，恶就起主导作用。

善和恶的因素每个人都有，只是各个人的善恶因素大小或多少不同。善大，善就起主导作用，恶大，恶起主导作用。善起主导作用的人就人性善，恶起主导作用的人就人性恶。各个人的善和恶，人性与兽性的表现程度是不同的：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有之，这种人思想中的人性就占绝对优势；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人有之，这种人思想中的人性和兽性，善和恶就几乎相等；响鼓不用重锤打的人有之，这种人思想中的兽性略占优势；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有之，这种人思想中的兽性有较大优势；见了棺材还不掉泪的人也有之，这种人思想中的兽性就占绝对优势。每一类还可以分成不同的系列。构成这千差万别的原因，就是各个人的人性和兽性的多少不同，也就是各个人的“生活本能”和“死亡本能”的大小不同，以及“自我”和“超我”的强弱不同。

二、不同的善恶观

由于各个人的人性和兽性的多少不同，因而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善恶观。如东条英机侵略成性，在亚洲杀人放火，对广大亚洲人民来说，东条英机是穷凶极恶，十恶不赦，罄竹难书的恶人。而东条英机自认为是为了“共荣”。现在东条英机的“子孙”们还在为他辩护，一是死不认账，二是为他歌功颂德，他们还在做东条英机的“共荣”梦。由于各个人的善恶观不一样，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往往相反。

人类为了和谐，逐渐形成了道德、纪律、公约和法律来惩恶扬善，限制恶人，也就是限制人的兽性或自私自利。二战后的联合国，对侵略者来说就起了一定地限制作用。二战前对侵略者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道理和正义可言，他们要侵略哪个国家就侵略哪个国家，要抢就抢，要杀就杀，枪炮就是真理。二战后就大不一样了，虽然想侵略别国的人还大有人在，如美国统治集团，它们还要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但它们侵略伊拉克，就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从军事上来看，它们是胜利者，但从道德层面看，它们在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面前却是失败者，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美国才是最大的无赖国家，才是最大的恐怖分子。

二战前像美国这样的无赖国家很多很多，二战后，无赖国家少多了，像美国这样的无赖国家就只有一个。

由于世界人民的觉醒和强大，以及联合国发挥的一定作用，侵略的规模和次数，大大小了和少了。随着全人类的进一步觉醒和强大，侵略者还会越来越少，前提是全人类的觉醒和强大。整个说来全人类还是性善的人多，性恶的人少，善还是在起主导作用，性恶的人还是少一些，罪大恶极的人就更少一些。这次汶川大地震表现出来的，就是性善的人多，性恶的人少。这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毛泽东思想长期教育的结果。 

三、善人和恶人可以互相转化

人不仅有善恶两面性，而且善人和恶人还可以互相转化。在一定条件下恶人可以转化为善人，善人也可以转化为恶人。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把旧社会的很多恶人都转化成了善人，包括末代皇帝。但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有些善人又逐渐转化成了恶人，五十年代有张子善和刘青山，九十年代有成克杰、程世清、韩桂芝……等就是由善人转化成恶人的典型。

为什么恶人可以转化为善人呢？因为恶人自身就有善的一面。当恶遭到严重打击，而又没有恶的生存条件和土壤时，恶就无法生长。而这时善的生存条件又很好，善就得到发展，于是恶人大多数就转化成了善人，不能转化的恶人是极少数。

为什么善人又可转化成恶人呢？因为善人本身就有恶的因素存在。当外部条件有利于恶的生长时，恶就得到发展，善就受到限制，恶就起主导作用，善人就变成了恶人。这就是世硕等人说的：善，养而致之则善长，恶，养而致之则恶长。

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有的人变坏了，有的人还变得更好呢？这是因为，变得更好的人是出污泥而不染的人，他们的善占绝对优势，坏的环境对他影响不大。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是自身的人性和“生活本能”极强，兽性和“死亡本能”极弱，加之“自我”和“超我”也很强，外界的恶劣条件无法把“死亡本能”提高到主导地位，“生活本能”始终占绝对优势，起支配作用。这类人在严寒酷暑面前更加英姿焕发，朝气蓬勃。彭拜、江竹筠、陈庚、保定市第一棉纺厂原厂长马恩华、河南颖县南街村的王洪彬、四川彭县大宝村的贾成方等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人。变坏了的人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人，他们的人性和兽性、善和恶大体相当。那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人，就是因为他们的人性和兽性、“生活本能”与“死亡本能”几乎相等，而“自我”和“超我”又不强，一旦外界条件有利于兽性和“死亡本能”发展时，兽性和“死亡本能”就占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这时善人就可能变为程度不同的恶人。张子善、刘青山、成克杰、程世清和韩桂芝等就是这类人。

善恶转化的难和易，既取决于外界条件的好坏和后天的教育程度，也取决于先天固有的人性与兽性、善与恶因素的多少和强弱。只有把内因与外因、先天与后天结合起来分析研究才能解释和说明那千差万别的、千变万化的善恶现象，否则就很难解释和说明。

四、恶人转化为善人的条件

我们不仅要认识客观世界，而且还要改造客观世界。我们认识了人有善恶两面性和善恶可以互相转化之后，就要创造条件防止善人转化为恶人，促使恶人转化为善人，使人类社会善人越来越多，恶人越来越少，社会更加和谐。

创造什么样的条件才能防止善人转化成恶人，促使恶人转化为善人呢？各个人的善恶因素是各不相同的、千差万别的、十分复杂的，现在事先也无法知道哪些人是善起主导作用，哪些人是恶起主导作用。因而要改变先天善恶因素的多少现在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创造适合善发展的条件和土壤，使善得到充分发展。创造限制恶的生长环境，使恶失去生存的条件和土壤，让恶永远处在萌芽状态中。

从人类的历史经验来看，防止善变恶，促使恶转化为善的条件有六：

第一，要给那些愿意劳动的人，创造基本的劳动生活条件。这一条做好了，多数人（特别是中国人）都能成为善良的人。人们常说的衣食足，礼义兴，就是这个道理。这是防止善人变恶人的第一道防线。

但大野心家和大阴谋家除外。大野心家们的作恶多端，不是他们生活不下去，而是由于他们的“死亡本能”极大，他们的兽性极强，也就是他们的破坏性、挑衅性和侵略性极大、极强，一但外部条件失去对它的控制，他们就要作恶多端。

第二，要改造人们的世界观。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就是要人们自觉地惩恶扬善，也就是要教育人们自觉地克服兽性，发扬人性，去掉损人利己，发扬团结互助，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是防止善人变恶人的第二道防线，也是最根本的防线。

第三，对全社会进行道德、纪律和法律教育。道德是人的精神支柱。只要加强道德、纪律和法律教育，对大多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人和响鼓不用重锤打的人来说，多数人都能成为善人。进行道德、纪律和法律教育，既是防止善人转化为恶人的第三道防线，也是促使恶人转化为善人的条件之一。这道防线没有强制性，对那些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来说，只有这三种教育还不够，但这三种教育必须走在前头，不教而杀为之虐。

第四，要严格执行纪律。这是防止善人转化为恶人的第四道防线，也是使恶人减少的重要条件。这道防线带有半强制性，是对那些说之谆谆，听之藐藐的违纪人的惩罚。其作用有二：一是把违纪人从恶的边缘拖回来，使他们不要继续往下滑，变成恶人；二是“杀鸡给猴看”，警告将要违纪的人悬岩勒马。

第五，要严格执行法律。这是防止善人转化为恶人的第五道防线，也是恶人转化为善人的重要手段。这道防线带有强制性，是对那些教育和纪律处分都无效的犯罪分子的惩罚。其作用有三：一是减少恶人，把那些犯罪分子依法抓起来，依法处理，该关的关，该杀的杀。这样社会上的害群之马就少了；二是“杀鸡给猴看”，警告那些将要犯罪的分子悬岩勒马；三是通过强制手段把那些能改恶从善的犯罪分子改造过来，进一步减少恶人。

第六，治国先先治吏。首先要抓各级领导干部的世界观改造和模范带头作用。以上五条是一项系统工程。谁来实施这一系统工程呢？主要是各级各类的领导干部。如果领导干部们的模范带头作用好，他们就会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自觉地为人民服务，自觉地、理直气壮地、坚决地宣传、贯彻、执行纪律和法律，群众就心服口服，即使有少数人心不服，口也不得不报，不敢不服。这类干部占优势的地方，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恶人一定会越来越少。如果领导干部们的模范带头作用差或自身就是道德败坏或违法乱纪分子，他就不可能自觉地宣传和执行纪律和法律。这类干部占统治的地方，正气得不到伸张，邪气越来越嚣张，长此下去，好人也会逐渐变坏，坏人就会更多更坏。因为上梁不正下梁就要歪。这是广大老百姓都懂得的常识。

因此，对全民进行道德、纪律和法律教育，严格执行纪律和法律这一系统工程的重点中的重点，关键中的关键，核心中的核心是领导干部。因为：首先，领导干部是教育者，教育者必须首先受教育，师高弟子才强。其次，领导干部又是执行者，执行者自身的行为就是无声的命令，就是很好地宣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再次，领导干部是一个集体的核心。核心的好坏，与一个集体的好坏关系极大！特大！

惩恶扬善，国泰民安。治国治吏，大吉大利。这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保贵遗产，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第七，到一定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搞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这是惩恶扬善，防止腐败的良方。

以上六点只对正常人，在正常的情况下才有作用。对少数不正常的人，即侵略成性的人，如希特勒、东条机之流就不起作用了。对他们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综上所述：每个人都有善恶两面性。善恶是相对的。善恶可以互相转化。恶转善有七个条件：一是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条件；二是改造人们的世界观；三是对全民进行道德、纪律和法律教育；四是严格执行纪律；五是严格执行法律；六是治国先治吏，首先是抓各级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七是搞政治运动。这就是我的善恶观，也是我对人性的初步探索。今后还要继续探索。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探索这个问题，争取对千年争论的僵局，即人性是善还是恶的问题有所突破。

 

2008年8月1日

　　
　　——兼答陈永苗《有毛必有邓，有邓必有毛》

　　郭松民
　　
　　“愚公移山”是《列子.汤问》的一个著名典故，自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了题为《愚公移山》闭幕词之后，这个典故在中国逐渐变的家喻户晓，“愚公移山”从此也成为表现中国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的精神特质的典型用语。
　　
　　人们也许没有想到的是，“愚公”其实正是毛泽东的一种自况，愚公移山也是对毛泽东一生经历的一种真切描摹。因为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像愚公那样，不断地进行着“移山”工程——挖山不止，不懈怠，不放弃，不言败。
　　
　　公平地说，大部分的“移山”工程，毛泽东干的都很成功，年龄稍长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等都曾经被成功地移除过（它们现在的卷土重来则是另一回事），但最后一次“移山”工程，我指的是文革，他却干的很不成功，在他去世之后，伴随着一次懦弱的政变，文革成了一场惨败。
　　
　　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毛泽东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想通过文革移走的“山”指的是谁？文革为什么会失败？
　　
　　毛泽东是追求彻底民主的
　　
　　1945年7月初，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问来访的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他六十多年耳闻目睹，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对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点头称是：“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这个“窑洞对”的故事，近年来被引用的比率相当高。有些人想以此提醒执政党履行历史承诺，也有人想以此来证明毛泽东自食前言，甚至干脆就是大言欺世。但在我看来，毛泽东对这个承诺是相当认真的，并且始终在以极大的努力寻找他所说的“民主新路”，直至最后发动以“大民主”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探寻“民主新路”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发动群众进行“政治运动”，动员几千年一直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因此对政治冷感麻木的民众“人人起来负责”。今天，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要对象——官僚阶层——的长期妖魔化，政治运动似乎成了“疯狂”的代名词。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历史的真实是：“政治运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人民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这两个基本的民主功能，这可以解释新中国前三十年，干部队伍为什么基本是廉洁的，为什么没有出现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集团”（1970年代末，一恢复高考制度，几乎所有的考生都觉得自己面前有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原因就在于，由于垄断性的利益集团的缺位，对社会下层的学子来说，向上提升的机会是充分开放的）。
　　
　　从逻辑上说，政治运动的合法性与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应该是同时存在的，否定了一方的合法性就等于否定了另一方的合法性。因为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精英对精英的监督变得不再可能，只有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开辟大众对精英进行监督的渠道，才能防止执政精英的变质和腐败。既坚持一党执政又否定政治运动，实际上就等于拒绝任何监督。1980年代以来，执政党宣布“20年内不搞政治运动”，同时又明确拒绝全盘西化，不搞三权分立，演变到了今天，已经到了“不反腐败亡国，反腐败亡党”的地步，岂非偶然？
　　
　　如果说，在文革前进行的政治运动，还强调党对运动的领导，因此常常被当权派官僚以借力打力的方式，顺势用来排除异己的话，那么到了文革时，毛泽东显然想纠正这种错误，转而号召“群众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1966年8月20日）。而官僚对这一口号意味着什么也是心知肚明的，在“二月逆流”，就有当权派官僚借陈丕显来京问题向这一口号发难：“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形而上学!”当然，当权派的“辩证法”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也心知肚明。
　　
　　令人费解的是，主流知识精英在否定“政治运动”这一点上和官僚保持了高度一致，完全不愿意承认政治运动有任何民主性，这和他们在口头上经常表现出来的对民主的热爱颇不相称。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究其原因，我想和他们在政治运动中也同时成了大众的监督对象，失去往日的优越地位，和官僚成了难兄难弟（尤其是在文革中）有关。看来，民主并不是主流知识精英所真正热爱的，他们能够主导、领导的“民主”才是他们真正热爱的。
　　
　　毛泽东的努力，也得到了“窑洞对”另一方黄炎培的认同。1952年8月4日黄炎培出席毛泽东主持的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盛赞国家的建设成就。当天晚餐后毛泽东向各个党派征求意见，黄表示：“三五反胜利结果，证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复中共能用民主打破历史传统的兴亡反复的周期率是正确的。”当其时也，黄已逾74岁，和毛有着不同一般的私交，不大可能纯粹是为了奉承而故作谀词。
　　
　　关于民主，毛泽东还有一段比“窑洞对”更为透彻的论述。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在经历了“庐山会议”的风波之后，毛泽东曾专门抽时间，带着几个“秀才”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后来出版了一本《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
　　
　　　
　　
　　根据“批注与谈话”的记载，苏联教科书在第23章，讲到1936年苏联新宪法时，论述了苏联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醒目地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并发表议论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从“窑洞对”到“批注与谈话”，我们会发现，毛泽东对民主的解释有了重大变化，他已经不再单纯地满足于“人民监督政府”了，也不再只是笼统地谈论“人人起来负责”了，而是把“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作为民主的主要内涵了。从这段批注和谈话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点文革时他所采取的一些重大举措的端倪了。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在山上又有过一次关于民主问题的重要谈话，时任江西省公安厅厅长的王卓超后来回忆道：“记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师考学生一样问我们井冈山精神是什么。我们回答说艰苦奋斗。他笑了，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向，只是一点，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向想。汪东兴加了一条支部建在连上。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主席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此时正是文革的前夜，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不是单纯的怀旧，其本身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姿态。这段谈话表明，毛泽东正在考虑“全国性的政治民主”以及民主如何形成制度，如何才能找到民主实现的“有效的方式”等问题，用我们今天熟悉的语言说，毛泽东已经在考虑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了。在毛泽东看来，像“士兵委员会”这样的可以对“党支部”进行监督和制衡，并参与连队管理的群众组织，将成为在中国实行民主的一个重要方式。
　　
　　愚公毛泽东的难题
　　
　　那么，文革前夜的毛泽东，其所面临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一般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来概括，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但这种概括其实忽略了一个当时最强有力的阶层，即官僚阶层（或者叫“党—国精英”）。这个阶层应该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副产品”——由于中国革命被迫选择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漫长的战争年代，培育出了千千万万的职业革命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了各级官僚，他们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威望，斗争经验丰富，具有捍卫政权的强烈意志，并且垄断着包括党、政、军、人、财、物在内的全部资源。
　　
　　当时的中国，在经历了长时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般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洗礼之后，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或曰精英集团，已经荡然无存——地主阶级已经被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在敲锣打鼓地宣布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也已经被“赎买”；西方势力已经退出中国；知识分子表示拥护社会主义，处于被改造的状态——唯一有组织的强大力量，就是官僚阶层。在中国这座伊甸园里，官僚俨然庞然大物，没有天敌：工人农民对他们表示拥护，知识分子也很恭顺。
　　
　　愚公毛泽东的“移山”工程，至此遇到了最后一座。对他来说，麻烦的是，这个官僚阶层是他在长期的革命和战争年代亲手缔造的，并在他的带领下从胜利走向胜利，但现在又成了他领导中国走向民主的最大障碍。如果毛泽东能够成功找到解构官僚权力的办法，或者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对官僚阶层构成有效制衡，则中国不难从此走上民主的坦途，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反之，如果听任官僚控制一切，中国革命就会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已经获得的革命果实也很可能大部或全部的丧失。
　　
　　当然，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为止，这个官僚阶层基本还是“红色”的，它的革命锐气和理想主义色彩还没有完全褪去，在毛泽东的严厉监督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冲击之下，它还没有来得及腐败（这一点后来给文革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在人民群众缺乏民主权利，不能对其进行制约的情况下，“红色”有可能变成“灰色”，甚至有可能变成“黑色”，所以，不能因为这一点就不实行民主。
　　
　　但是，也恰恰是因为官僚阶层还是“红色”的以及还不够腐败这两点，不仅党内干部对文革不理解，甚至党外干部也看不懂。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1967年国庆节，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时，曾亲口向毛泽东道出了自己疑惑：“主席，你走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我一向以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的好干部都变成了走资派了？”但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毛泽东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才真正看透了官僚阶层的本质及其演变趋势。
　　
　　纵观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们会发现，由官僚阶层或“党—国精英”垄断一切权力的社会主义，必定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必定是一种暂时的状态。其前景，要么是继续向前，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建立一个人民拥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要么是向后倒退，回归“世界主流文明”，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重建资本主义，二者必居其一。
　　
　　这两种可能性，后一种变成现实的几率最大，而且几乎成了所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规律性现象。主流学者对此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甚至搬出了“世界潮流”来作终极解释。但在我看来，这仅仅是因为，官僚在前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天敌，在列宁、毛泽东这样对官僚具有高度警惕的并有能力抑制他们的领袖去世之后，如果官僚决定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就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它。而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必然会打破所有关于社会主义的神话、意识形态、教条和制度框架，尤其是使“人人平等”的口号变得虚伪。社会主义的失败，使资本主义显得很“成功”，重建资本主义于是成为“潮流”。至于第一种可能，则除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所进行的悲壮实验之外，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付之阙如，究其原因，也在于官僚们拥有垄断性权力，他们不可能发动一场以自己为对象的革命。
　　
　　实际上，由于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党—国精英”长期保持红色，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描述社会主义的时候总是彻底坚持民主的。在他们看来，经济当然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人民直接当家作主，而不是由新的统治集团来统治的社会，才称得上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换新的一群人作主人，而是要彻底改变权力的概念。所以，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一再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原则”：一是普选产生公职人员；二是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三是人民群众监督并可随时罢免公职人员。恩格斯认为，只有坚持这些措施才能够可靠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愚公毛泽东的“移山”努力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彻底改变权力的概念”的一次伟大的尝试，是对官僚垄断权力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冲击，是和西方的精英民主根本不同的大众民主的一次伟大实验！概括来说，文革的大民主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大众拥有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
　　
　　这一权利的最大特点，是拆除了表达权的全部门槛，无论是地位、财产、文化水平等，都不再构成表达的障碍。综观人类的全部文明史，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被发明出来并合法化以前，话语权一直是被精英阶层所垄断的。“四大自由”的出现使得最底层的大众也可以在不经过精英许可的情况下，直接行使话语权，他们因此拥有了反抗官僚压迫，监督精英阶层的最有效的政治手段。由于这种权利是空前的，因此，“四大自由”把中国推上了世界人权发展的最高阶段，处于人权发展的领跑者的地位，并在欧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今天，我们站在互联网时代回看“四大自由”，就更能体会它的伟大意义。在互联网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当中，网上的舆论对中国政治生态和公共政策的影响是深刻的，我们不能想象，取消了互联网，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认为，凡是热爱互联网并且体会到互联网好处的人，都应该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持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载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的1975年《宪法》，是一份空前伟大的法律文件，它超越了《拿破仑法典》，也超越了被中国主流精英视为圣物《“五月花号”公约》。
　　
　　用“四大自由”的手段对官僚进行监督，一个最被人诟病的方面是许多批判和指控并没有事实根据，这也成了它后来被取消的一个主要借口。但事实上，由于大众和官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以“举证责任倒置”（所谓“逼供信”）就成了大众监督精英时的一种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也必然会导致出现一些冤假错案。但政治人物或掌握公权力的人，在民众的质疑面前有义务自证清白，这也是当今政治文明的一个通例。一味强调“谁主张，谁举证”，则在客观上保护了拥有绝对信息优势的官僚集团，使得巨量腐败分子逍遥法外成为一种必然。两种方式，孰优孰劣，大家可以去考虑。
　　
　　二是大众拥有了空前的社团自由。
　　
　　有组织的少数永远可以战胜无组织的多数，这几乎可以说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真理。官僚在总人口中居于少数，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统治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大众，也不外乎因为他们是有组织的，而大众是一盘散沙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文革时期，尤其是初期的三年，是人类历史上社团自由程度最高的时期：不用申请，也不用注册，几个人一商量，一个新的政治社团就产生了。如果考虑到只是在进入21世纪后，一些最为宽容北欧国家才刚刚达到成立社团无须注册的程度，我们就能够意识到当时中国大众所享有的社团自由是世界所仅见的。在今天，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极力推崇言论自由和社团自由，一方面又毫不吝啬地使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那个超越任何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和社团自由的时代，这种矛盾的态度是令人费解的，也让人们怀疑他们追求自由的诚意。
　　
　　文革的群众组织，其雏形和灵感，应该是来自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如果假以时日，它定能成长为崭新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并成为大众监督官僚的主要抓手和行使“对一切事务管理权”的主要平台，它将使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二字名至实归，为创建一个真正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创造条件。
　　
　　三是创立了草根民众可以直接参与行使管理权的“革命委员会”制。
　　
　　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简称革委会。1967年上海首先发起一月风暴夺权运动，由群众组织夺取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各级政府的权力，组织了一个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权机构，由张春桥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以后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改为“革命委员会”，在文革中，全国各级政权，从省一级到工厂、学校的政权机构全部改名为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取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分别，合为一体，人员采取“三结合”方式，即包括有部分没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宣队”、“农宣队”（全称为《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要是进驻机关、学校和文化事业单位的工人、贫农、下中农的代表）或部队军管代表组成。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工农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则负责维护本单位下层人员的利益。
　　
　　“革命委员会”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批注与谈话”中谈到的“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的具体化，这一组织形式使得各级政权和管理机构中，都有来人民大众的新鲜血液，即便是在中央政府中，也有陈永贵、吴桂贤这些来自基层工农干部。为了防止这些人再次脱离大众，毛泽东还根据陈永贵的经验，专门制定了“三三制”的原则，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这套制度保证了中央最高层和人民群众具有直接的血肉联系，使任何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案都很难通过。
　　
　　总之，文革无疑是中国实现民主理想的一次伟大尝试，如果说文革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它失败了。文革的失败，除了说明民主在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之外，还能说明什么？
　　
　　愚公毛泽东为什么失败？
　　
　　文革之所以失败，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文革关于大民主的实验，威胁了官僚对权力的垄断，因此也招致了他们本能的或有意识的反扑。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67年的武汉“七二0事件”：受官僚支持的群众组织和一部分部队，在明知毛泽东坐镇的武汉的情况下，仍然绑架了中央代表王力，蓄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形势，毛泽东被迫紧急离开武汉转往上海，用当事人王力的话说，毛泽东蒙受了他成为党的领袖以后的空前耻辱。在一定意义上说，“七二0事件”对文革历史的影响，堪比“西安事变”。它使毛泽东意识到，文革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靠多次反复才能达到，为避免迫在眼前的内战危机和全国彻底的无政府状态，毛泽东不得不着手对文革的进程作出重大调整。
　　
　　但“七二0事件”仍然是一个表面上的原因，在我看来，根本的原因在于，毛泽东所希望唤起的“上帝”——即工人阶级——其实对毛泽东的“移山”工程是半心半意的。在文革中，学生红卫兵只是一股突击力量，并不能决定整个文革的胜负，农民则基本上置身事外，官僚成了文革的对象，而知识分子也对文革持反对态度，因此文革的胜负就取决工人阶级的态度。毛泽东曾经发出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召，对工人阶级寄予厚望。表面上看起来，工人阶级也热烈地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成立了各种群众造反组织，积极参与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领导班子，并组织了“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但实际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对文革的意义并没有能够真正的理解。
　　
　　在这个问题上，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工人阶级在“起来”之后，很快就分成了两大派，即造反派和“保皇派”，陷入派性之争无法自拔，这不仅严重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而且使受到重创的官僚能够以整顿派性为名东山再起，即使在毛泽东明确发出了“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必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的“最高指示”之后，情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善。在文革激烈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在官僚无法动用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镇压造反群众的情况下，受到官僚支持的“保皇派”，在客观上扮演了官僚近卫军的角色，成了“武斗”的主要挑起者，在“七二0事件”中冲锋在前，逼走毛泽东的“百万雄师”，其基本成员正是工人。
　　
　　在文革中，工人阶级之所以会呈现出这样一种政治不成熟的状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工人阶级是文革前“17年”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他们的政治地位很高，社会声望很好，福利待遇也优于许多其他社会阶层。单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这个社会的稳定力量而不是革命力量，你能想象西方的中产阶级会成为西方体制的革命力量吗？
　　
　　但工人阶级没有意识到的是，如果他们不能像毛泽东所希望的那样起来占领上层建筑，作为一种团结的、革命的力量制衡乃至取代官僚，则他们现有的地位和利益会在一种名叫“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丧失殆尽。在这个意义上，说文革失败于工人阶级的政治不成熟，并不为过。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三千万工人的“饭碗”，作为一种改制的代价，被轻易地“付出”了，工人阶级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总之，工人阶级为自己的政治不成熟和文革的失败，已经并且将继续付出惨重代价，究竟伊于胡底现在还很难说，但历史女神不会在短时间内给工人阶级第二次“领导一切”的机会，则是可以肯定的。
　　
　　愚公移山所以成功，其实取决于这样两个因素：第一，敢于向不可能挑战，挖山不止，永不放弃；第二，感动“上帝”，“上帝”（即毛泽东所指的人民）的倾情加入，这才是“移山”成功的关键一环。
　　
　　在“七二0事件”后，李讷及毛泽东身边的人，都曾听到毛泽东常吟一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开始李讷还以为毛泽东是在感叹被审查的王、关、戚等人，后来才意识到毛泽东是在感叹他自己——很可能，“愚公”毛泽东意识到，在这次“移山”工程中，他无法彻底感动他的“上帝”了，“移山”工程必有曲折甚至反复，也许在他的有生之年，“移山”都无法实现了。
　　
　　如何面对毛泽东的遗产？
　　
　　文革不是败于1976年，也不是败于在一份文件中被“彻底否定”，而是败于1967年那个炎热的夏季。从那时起，由于意识到工人阶级是分裂的，毛泽东无法给官僚最后的致命一击，文革被迫偏离了它走向彻底民主的目标，而以一种夹生饭的形式暧昧地延续着。在中国一劳永逸地实现彻底民主的机会，至少暂时地失去了，已经“运去”的毛泽东，也无力根本挽回这种局面，实现民主的希望，被推向遥远的将来。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革的主观条件是成熟的，因为毛泽东是清醒的，知道自己的目标，但文革的客观条件是不成熟的，官僚的“红色”犹在，“上帝”对毛泽东的努力将信将疑。文革的失败，是毛泽东的失败，也是中国第一次尝试大众民主的失败，任何希望在中国实现民主的人，都应该继承毛泽东遗产，完成毛泽东未竟之业，而不是与之一刀两断。
　　
　　毛和邓没有区别吗？有毛必有邓吗？我看不见得。在我看来，毛和邓的最大区别在于，毛从来不甘于做官僚集团的工具，他一直在以极大的努力来使官僚能够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不以驯服官僚集团这头“巨兽”为目的。但邓却恰恰相反，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后，不管他在主观上是否意识到，他都不过是官僚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这导致了他两次被毛泽东“打倒”。在文革失败，大众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从政治舞台上暂时退出之后，邓更是别无选择，只能做官僚集团的工具。此后，无论是政治上的“清理三种人”、平反冤假错案、还是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我们会发现，最终和最大的受益者，均是官僚集团，他们不仅依旧大权在握，而且在经济上迅速地富了起来，重新演变成了一个纸醉金迷的高消费阶层。改革开放是以政治民主上的明显倒退（包括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和罢工权的规定，取消西单民主墙）为出发点的，这一点却往往被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在没有毛泽东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答案很简单：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毛泽东吧！让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官僚这座“大山”时，都能像毛泽东那样“挖山不止，不懈怠，不放弃，不言败”吧！毛泽东已经证明，实现大众民主是完全可能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毛泽东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我们不能继续把我们自己的责任推到他的身上，相反，我们只能在毛泽东失败地方继续前进。毛泽东的文革的失败，常常成为许多人怀疑大众民主是否可行的原因，这是荒诞的——难道因为毛泽东也失败了，我们就不再追求民主了吗？
　　
　　郭松民附言：
　　
　　这篇文字，是在看了陈永苗先生的《有毛必有邓，有邓必有毛》一文后写下的，我力图对陈文中提出的质疑，做一个总体的回答，在文中，我也集中阐述了自己这些年来的一些思考。
　　
　　在陈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认为有必要原封不动地引在下面——
　　
　　在毛泽东那里，我很佩服的一点，是他一个人和自己所缔造的政党和国家机器的对立。对此，我心存感激。中国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如此对皇帝、主权政党和官僚从来没有如此，把他们当作潜在和实在的敌人。这种不顾一切做实验，实现理想的精神，把毛泽东强化到一种化身和象征意义，因此成为民众的神话。这一种是世俗福音，因此我可以同情地理解，民间对毛泽东的崇拜，及其化身和象征意义。几千年以来，底层的最强烈的感受，从来没有这样过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毛泽东一样，让民“心中像火一样燃烧”。而这种最深层震撼，可以与只有基督福音传进来，造成大理的破裂。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敌基督者。
　　
　　作为一个旗帜鲜明的“宪政自由主义者”，陈永苗先生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也让我很佩服，因为这意味着一个人只要对自己所秉持的主张是真诚的而不是哗众取宠的，只要能够跳出意识形态的窠臼，只要能够以严肃的态度去面对历史，那就不难接近甚至发现历史的真相，就不难从中引出有意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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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网http://bbs.cqzg.cn“首先，我对我们国家的政体现状并不满意·我是这个政体的创建者之—，这十几年也算这个政体的守护者、责任者，但我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每当看到朴方残废的身体，我就在想，我们在这个政体的名字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国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麽呢？应该是民主和法制。我们这个政体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制！在我负责的这些年，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些工作，但这个问题目前并没有解决，十年以後你们当政也未必有解。其实解还是存在的，这就是向美国宪政学习，美国成为超一流强国靠的就是这个东西。中国要成为一流国家也得靠这个东西。向美国学习应该理直气壮，比别人差嘛，就应该承认自己的不足。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技巧，不要急。但你们有责任去努力、去学习、去实践，这是历史的责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建成一个权力来源於人民、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这也是孙中山的梦想，中国只有走到那一天，才能够说长治久安。

第二，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解决後，中国最大的统一问题就是台湾问题·本来想在我的任期内有所突破，但还是没有解决。台湾问题琨在在政体上是差距在拉大，解决这个问题我是看不到了，你们那一代人也未必能解决。但我想这个问题上有三点你们要把握好：一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动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二是大陆的经济要奋起直追，你穷下去就永无希望。三是在政体上大概一国两制还不够，一种可能的方式是联邦制宪政之路。中国经济上强大了，政治上又有民主和法制的共和体，台湾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第三，发展问题。上面两个问题的基础还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发动老百姓去干，而不能只是我们政府干·要千方百计让全国人民的脑袋来代替总书记、总理的脑袋。我们再聪明也聪明不过人民·我们的政府管得大多了，要尽可能少管，经济上老百姓和市场都比我们的计划聪明。我想，只要坚持开放改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放手让老百姓去干，也就是坚持不断地发展经济民主，每年增长速度都超过7%是大有希望的，坚持下去，持之以恒，等你们交班的时候，中国或许就成了一个小康国家了·

第四，中美关系。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我想了想，一百年来，对中国欺侮最少的大国就是美国了。退回庚子赔款让中国人去美国留学不说，八年抗战，美国的援助比苏联要多得多！抗美援朝与美国打仗是金日成和斯大林加给我们的。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中国的发展和统一都绕不开美国，世界和平和发展也离不开美国。现在为了稳定和发展，我们只能是韬光养晦，绝不冒头，没办法，我们能力不够，手段有限嘛。但是，到了你们那一代，办法可能会多一些。我想假如我们要学习美国宪法，美国人会不开心？为了国富民强，我们党的让人民当家作主和富强的理想不变，但名字是否也可以考虑改成人民党、社会党之类呢？我想，名字一改，中美关系马上会改善·总之，到了你们那一代，手段会多些，办法也会多些。你们也要开明些，灵活些，要有所作为，不要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僵化和死板。只要为了国家利益，为了人民利益，实事求是地去做，就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五，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社会成本很高。这个问题今後会有人来翻旧帐。你动用了军队，也死了人。虽然没人下令开枪，但责任是躲不掉的·但更大的历史责任在於国家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国家是混乱支解了还是稳定发展了？真正对历史负责的人不怕这种责任。尤其要做领袖更得要有担当。到了你们那一代，也不知会出什麽样的事情。或许是，或许是七四，但你们一定要有对历史和国家的责任感，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只要对中国进步发展有利，对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利，该怎麽干就下决心怎麽干·回答这—类问题的根本方法不是去争论，而是实实在在把国家搞好，让人民生活—天比—天好·有人告诉我，党内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我看得依什麽标准·论文才飞扬，我比不了毛泽东。论意志坚定，你们可能比不了我。但论科学理性，论勤奋努力，论民主开明，可能会是你们的长处。总之，不要怕事，不要怕祸。要敢闯敢干敢负责任。当然，也不要一朝权在手就惹是生非·要不惹事，不生事，干实事，敢负责·有了这种态度，历史也会对有一个理性的说法。

第六，制度建设。除了第一个政体改革需要在宪法制度上下大气力外，还要在党内、政府内的政治制度搞—些持之以恒的建设·像今天我们只能是小圈子选江泽民，小圈子选你们。这是历史，没有办法·但这办法绝不能长期下主。最终，领导人还是靠人民来选，不能靠小圈子和枪杆子。最好是从基层的民主建设抓起。今後我们再也不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了，也不能仅靠枪杆子来维持政权·古语说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得靠实事求是的本事，靠真理和民心民意来维持和完善政权。你们要有这种观念，今後主要是靠老百姓的税收来养政权·你要老百姓养你，你就必须去代表民意和服务民意。这事从上到下搞风险大，但必须实验。不搞的风险更大。合理的办法是从下到上慢慢演进，先把基层工作做通，农村包围城市，这样风险较小。就像我们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一样，先从农村基层的大包乾抓起，而後是乡镇企业，再而後是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制度改革也可以这样去摸着石头过河。不要急，但也绝不能不去开拓进取。

最後一个问题，是关於你们和我家的一些个人问题。先说我家吧。我家现在不发愁·朴方服务於残疾人，三个丫头都有自己的事干。我担心的是质方，他是一介书生，不善与外人交流与投机，不能让他从政或搞理论研究。他要经商就由他去吧，但你们要帮我监管他，不能让他搞大，做一个普通人最好。瑞林也算是我家的成员了，你重点就去军队发展吧，努力做好泽民同志的部下。另外是关於你们两位，虽然都50岁上下，但你们能走到今天我看是也有本领。在苏东问题爆发後，我曾给政治局说要沈着应对，稳住阵脚，冷静观察，绝不冒头，这话也适合於你们。尤其在泽民他们主政时，你们要用这20个字去做好助手。今後当你们主政时，这20个字仍是做大事要注意的。只是在20字後面再送你们四个字：有所作为。”

引用

海棠无香 的 你好吗?我的知己! 引

 

引用

乘成
 

夜雨过后柳色新,行路偶过杜家村.

户户房门皆敞开,家家庭院冷清芬.

孩童争路捕蝴蝶,青年寻梦走远门.

门前呆望一老者,可是曾经得意人?

引用

无心之徒 的 好文推荐:另一种声音——与朋友论政书简(上)

另一种声音

——与朋友论政书简

作者：袁庾华

（本文部分曾刊于《历史与再造》杂志）

　　“睡眠是甜蜜的
　　成为顽石更是幸福
　　只要世上还有罪恶与耻辱
　　不见不闻，不知不觉
　　与我是最大的欢乐
　　不要惊醒我
　　啊！
　　讲得轻些。”

　　——这是油画家毛本华教授在讲到文艺复兴“三杰”不同的性格和经历时所引用米开朗琪罗的一首诗。毛老师吟诵之深情，颇有些象他的个性，尽管这才是我和他的第二次接触。

　　我的朋友、也搞了几十年的油画的陈宗铭将毛教授推荐给我们这个临时“讲座”时曾专门介绍说，毛教授是为了“逃避下海”才从省文化厅要求调到纺织工学院的，也不愿意当官。学院考虑他是1966年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的，聘他为（服装）系主任时，他曾因此和他的朋友、学校一领导人搞得很不愉快（这次来接他，我也目睹了他对该校某负责人的冷淡状）。但是他却热情地为我们这个讲座牺牲了两个周末，没有要一分钱的讲课费。第一次来接他时，我曾向他介绍了这个讲座准备邀请的学生情况，他十分警惕其中有那么多方面人物，可他一走上讲台，随即就使所有学生们感到他是能够接受任何挑战的。何止是他的专业，其史观、宗教、哲学、社会观等也受到在座一些专业学者的较高评价。出现在画面上的许多雕塑、建筑、绘画作品，是这些学生们大都熟悉的，但是，一置于他所讲的系统中，就会有更多、更新的收获。看着他坐在讲台上，一手轻松自如地控制着幻灯画面，一手那么恰当、那么优美的配合，听着他较为准确的“距离化”讲述，以及有时根本不需要控制的爱憎分明的情绪化褒贬，尤其是那线条十分清晰、蕴含多少可供您思索的面都表情，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他的“王国”。

　　在课外的时间，他十分愿意回答大家所提出的任何问题，积极地参加各种讨论，态度也越来越放松。在我问到美术史家总结“文革”的红色波普现象时，他用准确的概念和个人当时的体验——人们当时确实是真诚的——予以坚决的否定，也纠正了我——毕竟是门外汉——的错误印象和认识。当我用毛泽东、江青都喜欢油画及他们十分具体的指示使油面较少受到“破四旧”的冲击的事实和宗铭争论时，他的“裁判”也是十分公正的。他十分关注社会，不过又总是在进一步展开时，好像心理上老遇到什么障碍……。当他用路易十五时代一一对照我们正议的当今中国的社会现象时，我本来顺嘴就要为邓接上那名句言：“我死后那怕洪水滔天！”却突然改变，轻声背诵了上首诗的最后一句：

　　“小声点，不要把我吵醒（我当天所听到的他的译句）。”

　　——随即，车内出现短暂的沉寂，我知道这是人们对我猛降“两个八度”的迷惑不解。

　　其实，几个小时以来一直留在我脑海里的这首诗，已经接通了我在读了您的上封信、以及又重读了前二封信后一直没有理清的思路，这也成了当夜我思维的主旋律。如果不是以后的变化，我也基本上确定了第二天要动笔回信的基调，我不再打算和您过多的争执。但是第二天一早，《读书》老主编沈昌文先生在赴法国前打来电话，委托我接待新加坡一客人，待事毕，我又匆匆去了北京。北京的讨论偏偏又有“被邓成功腐蚀了的这一代大学生”的话题，而且在几个场合都极为大家所重视，引起我对这一问题较多时间的深入思考——其中有对一年多来我们之间的谈话、通信、通话的效果的反思，更有作为朋友必不可少的真诚和责任，——使我终于确认了自认为较负责任的选择。麻烦的是，这封信也将因此而过于冗长，这主要是对您提出的几个政治问题——应该说，它们颇具代表性——交流一些不同的意见，其中必不可免的偏见和不够准确的地方，望您指正。

　　一、政治和搞政治的人

　　“政治”的概念，大概要数孙中山的说法最通俗、也最能说明问题，他说：“政治就是众人的事”。也就是说，这是在社会中生活的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不关心的事。这些年来，人们“忽略”了一个简单的常识，全社会对政治的关心，不也正是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尽管走向制度化、成熟化还要有一个过程，但“民主化”的过程则只能从这里开始。相反，转移、淡化，甚至熄灭全社会的政治热情，正是惧怕民主、扼杀人们的民主意识。应该说这是识别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一个民主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包括西方部分代议制国家），人们经常所谈的政治，实际是指“搞政治的人”，或者叫专业从事政治的人，也包括在政治中混饭吃，甚至经营政治的人。前后这两种“搞政治的人”，就是中国现代语言中常说的政治家和政客（据说英语中也有这种区分，但也有将前者称为“政客”，把后者称为“官僚”的，我是按中国人的习惯）。中西方的伦理观都认为，政治家必须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理想，尽管根据形势、条件，会有局部的调整，甚至暂时的妥协，但都不会根本抛弃、背叛其政治理想。而政客或者根本就没有，或者可轻易的抛弃、背叛政治理想，唯实用、地位、利益是图。前者大概是人世间最困难的一种职业，也非议较多，其成功率可能最低。后者，只要入门，则是最容易混的职业，人们反而能够习以为常，而且就一般意义上的成功率来说，也是较高的。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其功过是非一时会使人难以认清，尤其是无产阶级政治家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是对历史负责的，人们对他的认识就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甚至需要正、反两方面的反复比较。而所有政客的嘴脸手法大部雷同，不过他们粗俗的承诺、收买也都是有限的，欺骗总是不能长久的。为什么“放下筷子骂娘”？一是被错误刺激起来的各种欲望是不可能一再满足的；二是人们也吃出了其它味道。首先是不放心——无安全感；其次是代价太大，既要损人、损子孙，也要损自己——正在被扭曲得不象个人；三是已醒悟到真正得“大头”的，正是许诺人自己，他们及其子女、家族所得是一般人的百倍、千倍、甚至万倍。看来“先富起来”的正是他们自己。今天，一个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走时，都已使自己的子女掌握了巨额的应属于人民、国家的财产，这岂不是又真正回到了封建时代！

　　这就顺势又谈到了“搞政治的人”的品质。一般来说，对他们的职业品质要求则主要集中在二点，一是看他们是否利用执政权力谋取私利，尤其是巨额利益，这是最重要的，决定对其评价的首要前提。二是看他们是否光明磊落，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历代政客（官僚）常常是上台前信誓旦旦，上台后翻脸不认帐，甚至“指鹿为马”。例如明明是在贩卖资本主义丢掉的垃圾，却硬贴上“社会主义”特色的标签，这就必然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社会失去了信任、正义和是非标准，也极大的污染了政治领域。

　　捷克现任总统、诗人哈韦尔说：“我就不相信政治一定是肮脏的，只要坦诚的人进去，建立和维持好的游戏规划，政治是有可能干净起来的。”他是说首先要有“坦诚的人”进去，否则再好的制度也没用。这大概是我们批了多年的“人治观”，可我们喊了二十多年“法治”，颁布了无以数计的法规，养了一大批执法人员，而我们的社会环境首先是政治环境却越来越坏，越来越恶劣。记打前年出差在东北一列车上，在一片人都在议论司法的黑暗时，一个老工人站起来说：“现在是有法无法，有钱便是法。过去毛主席那个时代是无法有法，有理便是法。”他的这番话，一下子博得全车厢的人站起来为其鼓掌。因而还是老百姓说的好，是“根子坏了”，是带头人坏了，那么再好的制度经他们这一双罪恶的手去操作也要变形。不过我们现有的制度也需要重新审视，譬如取消“四/大”，剥夺了群众直接监督的权利，又没有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也就纵容了各级官员的为所欲为。我看到过东欧有几国领导人廉洁的材料，其中有的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不高于社会中等生活水平，有的总统夫人也走进了第一批失业大军中，这些例子中就包括哈韦尔。我觉得一个保持诗人气质的人其情感是真实的，其执政也是真诚的。同样，我却反感会玩的人搞政治，而您所说的“充满着这些火药味十足、你死我活的斗争（您看的《幕僚》一书，也没有到这种程度）”，倒恰恰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对于政客们来说，上层只适合搞“小动作”——阴谋诡计，为了“稳定”他们的权利格局，对外，尤其是对下一定要捂住，那怕捂得“发馊”！他们当然愿意把大量的血腥的代价文明的“散失”在底下的亿万人中，而决不愿意将再少的代价集中在上层。如果在政治斗争中也要“数量化”并“效率优先”的话，那么，相对而言，上层代价越大，下层——因其基数巨大而体现的“整体”的代价——就越小，整体控制程度和效率越高、进程也越快。这就意味着那一张张包装精致的表演型脸孔将失去市场，而当政治中的肮脏垃圾堆得太厚太重的时候，恐怕只有“火药味”才是最好的“清污剂”。当然，“火药味”必然带来动荡，变革也少不了动荡，并且变革需要的力度和影响动荡的程度基本上呈正比例关系，这是常识。

　　这几年，在海峡两岸都很吃香的美籍中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著作《中国大历史观》中认为：“中国的当代史可以简洁的条例，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并将之突出于蒋之高层机构之前。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据此，今后至少不再需要太大的动荡。不过，我不能苟同我这位老乡的观点。就今日中国社会来说，“上下之间”早为水火，他们之间能够“敷设”的什么样的“法制性联系”则可想而知了。问题首先在“上”，在于蒋/介石“制造”的那个并不新的“高层机构”，它是在辛亥革/命并没有基本摧毁的中国旧官/僚机构的结构性基础、框架上“制造”的，又为后来的共/产党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所承接，后者在毛/泽东去世后用一种复旧的方式基本上又摧毁了这个“新的低层机构”。它也不再“有农民协会和贫农团体支持”（同上书），以及千千万万农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替而代之的是和官/僚狼狈为奸的封建宗法制的复苏，以及包括黄先生称之为“癌症般影响”的放债收租等沉渣泛起……。黄先生认为“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同上书‘序’）。”仅据此观，我的朋友，您所感叹的同期的代价、动/荡则应该是可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当我们又面临一个“世纪末”的状况，如何选择走向新世纪的道路时则有不同的总结和认识，尤其是在这个“动/荡”与“稳定”的问题上。

　　以李泽厚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迎合官方“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立场要求，高举“告别革/命”的“伟大”旗帜，从头至尾地否定了这“150年”间所发生的所有革/命和进步力量。用人们近年抬出的辜鸿铭的话说，如果没有这些革/命，满清上层那些气质高尚的贵族一定能领导的生产力效率很高的国家。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从林则徐到毛/泽东的“排外”，即使中国沦为一个殖民地也早接受了西方的文明，也早提高了国民的素质。

　　和上述倾向相对立的另一种倾向则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旧基础太稳定、甚至超稳定，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过于薄弱，而已有的几次革/命或者对旧基础动/荡的力度不够，如武昌首义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旧官僚政治基础并没有根本改变，或者如文化大革/命，尽管短期内曾有相当大的震荡（甚至波及全球），但由于内外各种条件——尤其是对外部威胁中华民族安全的——限制，而过早、过于仓促地平息了荡波。使旧官僚政治基础得以恢复，导致不可避免地失败。总之，这种被认为是激进的观点认为：除了中西方都不何避免的战争，比较西方现代化（三百多年）的进程，中国近150年“直接从中世纪”走过来的过程其动荡的程度不能算大。这不是人为规定的，是摧毁中国积淀甚厚的旧基础必然遇到的阻力所需要的力度决定的，也是社会的恶性发展所逼出来的。

　　——上述两种观点就是人们常说的右派和左派相互对立的倾向。前者代表社会上中层稳定其既得利益的要求，持保守观，后者则代表社会中下层、底层希望改变现有社会不公正、不合理的利益格局的要求，持革/命观。其实，社会的发展不会永远持一种态势不变。一直保守，必然僵化，甚至会被闷死、（腐）烂死。不停息的革/命，一些人就会厌倦，甚至反对再“折腾”。在一般人看来，保守是常态，革/命是非常态，保守是一些既得利益者的主动要求，又较容易适应人们的习惯性惰性，所以右派（保守派）在所有搞政治的人居大多数，并且风险较小。而左派则恰恰相反。革/命本来是被动的，往往是被逼得爆发出来的（也是社会发展中总得有的一种渲泻）——没有这个基础条件，任何人和政治势力都不可能人为地发动一场革/命。自法国大革/命后，这种左右分明的大致格局已约定俗成至今，例如在西方社会从来不会有将贵族、大财团的利益代表误打成左/派的笑话，也从来不会将来自下层的激进的政治势力误认成右/派的。但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右/派有时也会搞点的极“左”政策，左/派也会有一时时偏右策略，但都不会影响总的格局。

　　中国的政治可不是“一会儿批左，一会儿批右”的，除个别短暂的调整、变化外，“改革”前的20年，其基调是批右，这20年则是一直批左。前者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阶级，后者则往往以攻为守，以确保官僚阶级的地位、利益不受侵犯。前者承认：“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引用毛泽东话），因而就是在激进文革中，在党的“九大”主席台上又现法国大革命时那种左右分明的位置格局，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都特意保留有当时公认的右派的位置，他们也一直掌握着重要的权力。而后者，即“改革开放”后，则一再要求“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取自邓的话），在政治舞台上对左派格“杀”勿论，形成中国共和制后从没有过的完全一党一派的最高度“一致”格局（就是国民党内，也一直有常唱反调的左派位置）。左，历来是右的克星（我戏言为：左克右，右克中，中克左）因此，在这样的格局中，就“要特别警惕左”、“防左”。比较明显的原左派人物，几乎无一能逃监狱的厄运，为“长治久安”、继续控制政治舞台上不再有真正左/派的痕迹、即隐患，就在“政治游戏”中把那些对他们走得太远有些担心的正统元老派硬打成什么“左/派”“左王”，以顶替这个角色。那些“元老”，无论在过去的“文革”中，或在今天的“改革”中都是反对激进态度的，哪有什么“左味”？在今天以右为荣、为贵，咒左、骂左、剿左、伐左的时潮中，也是从此来羞辱他们。对于另一些他们无法控制其活动的海外左/派学者，只好冠以“乳臭未干”的“新左/派”，竭力控制并消除其影响，而对国内一些愿意承担左/派角色的人，则被他们十分警惕的排斥在舞台之下，斥之为“极左/派”，却不允许后者出声。一句话，在今日之中国，绝没有真正左派可以公开发表的言论、著作自由。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右派的恐左情结如此难以消去，其虚弱状也是不言自喻的。

　　我这里所说的“右派”和左派，是指那些“搞政治的人”，当然不会包括您，我在南京当面给您戴的几顶“帽子”，只是戏言，不必较真。不过，我是想请您注意一下来自另一个方向的声音。

　　二、阶级斗争、文革与政治迫害

　　这次，在国内由江/泽民带头炒热的电影《泰坦尼克号》，既有一个、尤其在结尾确实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也是一堂残酷的阶级教育课。“掉下海中的1500人，只被救下来6个人，包括我，6个人，”“20只救生艇，只有一只划过来救人”——这是露丝84年后仍耿耿于怀的愤慨，用此船设计师指责大副的话说，这些救生艇都是经过试验的，可以安全的乘座65人、或70人，可实际上有的只载了二十多人，甚至十多个人，最终是少救了一半人——近700个生命！“这是怎么啦？”——那位出身下层、还不失良心的“暴发户”望着这些没有一个响应她去救人提议的贵妇人们迷惑不解。其实，露丝的母亲上艇前就回答过了，她们在此时仍需要宽畅一些，那么本来总载量就不够的救生艇又从那里挤出“宽畅”呢？那就只有“三等舱”，妇女、儿童的性命代价。事后的统计证明：“三等舱”中死亡的妇女、儿童比例高出一等舱全部人员中死亡的比例。其中一等舱只一个儿童遇难，三等舱却有2／3的儿童遇难。船长对是否先救妇女、儿童一开始表态就有的犹豫，已预示了这个代价，那位指挥救生秩序的大副，尽管最后拒绝了卡尔的收买，不还是徇私让那位制造商先上了救生艇，而对于三等舱中急于逃生的人终于开枪镇/压。从这些过程和整个的救生效果来看，他维持的秩序是否也会有阶级的成份呢？他自杀了，就如船长应属畏罪自杀的留下（这位经验主义者是有渎职罪的），只是在人格上没有卡尔那样卑鄙。我十分厌恶许多人看后只津津乐道于船长等“绅士”式的风度（也是这些年来人们一身俗骨、半肚子土气却竭力攀贵装洋的时尚，真遇大难，他们装熊都是最低劣的），却愿意欣赏编导这样的安排。和上层社会的豪华奢侈、装模作样、在关键时刻的自私残酷相比较的是，下层社会真情、自由的欢乐和逃生时的无污可责。不管编导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表现出来的还有一种阶级立场，也使人们的炒作难以回避“等级”、“阶级”——这些在中国媒体、话语系统中已经生疏或变态的词汇。

　　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伟大的创举》）”。

　　今年，正是中国官方宣布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二十周年。二十年啦，我们“不喊”、也基本“不谈”的阶级，尤其是不同阶级的收入悬殊和阶级的对立是否严重存在？或许也只有这二十年的实践才好证明我们过去强调的“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否“荒唐”：

　　被誉为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私有经济一统天下），“1994年的调查表明，私营企业平均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超过1／3，劳动时间每天平均12.42小时，11.5－14小时的占2／3。多数人从事高温、粉尘严重、噪声大、有毒害的工种。”（注A3），因此致伤、致残、致死的新闻不绝于耳，而由此挤出的利润，不少是用作对官僚阶级的贿赂。

　　再以国际上通用的显示社会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0”为绝对平等，“1”为绝对不平等、即一人掌握全国财富，0.3－0.4为合理的最大可容忍度，0.6则意味着随时会发生动乱）为例，八十年代中期后的中国为0.434，这是官方——中国人民大学1994年的调查计算。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必须重视的、已经很不低的数字，但它的真实性还不够令人相信。一个民间机构的调查认为已达0.59（熊海滨《全民逐富：中国“大洪荒”》），即到了极危险的边缘，则应可信。

　　“到1994年2月为止，占我国银行存款总户数百分之二的富人已拥有一万三千亿元存款总额中的百分之八十（《影响我同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如此悬殊的纪录，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印尼等个别国家能够相比。

　　此后的发展有二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继“承包责任制”以后，目前正进行的“股份制改造”，尤其是“资金重组”，是又一次、也是最大一次瓜分国有资产的高潮；二是下岗——失业剧增。一头是已基本完成“中国特色”的、也是世界上效率最高、最省事的“原始积累”，一头却正在失去或已经失去正常（低）收入，二者是紧密联系，互为因果的。驱动机制就是官商里外的勾结，中枢则是“官”，无论“寻租”、“设租”或者“投资者的利益”都决定在官僚的权力上。而对大多数人基本生活利益的剥夺，则得之于这架官僚机器的支持，因此，促成今日如此贫富悬殊、阶级分化的根子就是这个官僚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则是不容置疑的结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毛泽东1962年提出的，之后，他就更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就是“在毛的时代里”，成天“高喊”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内容（应该说，我们这些过来人，面对今天的社会现实，才感触深刻）。而当年也正是对此的高度重视，那个时代的“基尼”系数只有0.15（何清链著作取自世行1978年测算，我认为不够准确）。如果认为那时整个社会总财富量较少，那么比它更少的“民国”末期，其“基尼”系数也不亚于40年后的今天，否则也逼不成共/产党的革/命。就如政府官员和平民收入的差别最小的北欧中欧诸国，其各个政党却成天在大谈阶/级斗/争一样，正是这些“大谈”和我们过去的“高喊”，才限制了贫富差别的扩大，缓和和抑制了阶/级对立的紧张程度。也正是这些年来我们这些政客、文人“鸵鸟式”的否认，才故意纵容了这一主要社会罪恶的加剧。实际上，官僚们“大老板”阶/级利用已扭曲的伦理、不合理的法律秩序以及权力和金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低工薪者”、“打工仔”、“下岗族”等由工农基本群众组成的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是得利的官方和被豢养的文人不断的掩盖、淡化其中的血腥、残酷味，以不承认和压制后者对前者的反抗和斗争就是了。当老百姓越来越感到这和旧社会有什么两样，甚至认为“比国民党还坏”的时候，我们不禁要反省：难道曾用千百万人的鲜血、生命的代价进行的革/命，只是为了让其“功臣”作为新权贵来代替旧权贵、用“新四大家族”来替换“旧四大家族”吗？或许人们认为这样推理是否简单，但却是谁也掩饰不了的事实。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胜利，对于共产党不少干部来说了是“船到码头车到站”，解放仅几年，一场“三反运动”就使总数312万党员干部中的122万人——高达39％的比例——因贪污等经济问题被处理，就此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为麻烦的是，正是不少“功臣”利用掌握的各种权力很快学会了旧官僚的统治经验，“日益享受着原属他们所取代的剥削阶级所有的社会特/权和经济特/权”（注1），很快形成了一个新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加上许多人二、三十年代在苏联所受到的不民主的政治教育，使“新中国的官僚主义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官僚主义都更广泛、更深入地渗透于整个社会”。（注2）现今五十岁以上的人大都能记得1966年文革开始以前中国政治社会的基本情况，当时，官僚集团利用他们自己造成的1957年反右扩大化形成的政治高压，严格控制并有效地促进着一个新的等级社会的逐步形成。工厂里的班组长就有剥夺一个工人的自由和经济利益的权力，工人如有反抗，支持班组长的车间主任就可以根据法规，以“不服从劳动分配”的“罪名”将其送去“劳教”，自此打入“贱民阶层”。在农村或街道，一个队长、办事处主任、派出所所长就可以是至高无上的“皇上”。那时，刚解放不久，车间主任、公社书记以上干部大多参加革命较早，支持他们的上级就是他们的老领导、一级级更大的“功臣”，你是无处告的。不，对一般人来说，厄运不找到你头上就够幸运的了。曾遭毛/泽/东严厉批判的彭/真、罗/瑞卿所搞“十无”，其主要出发点就是要把将来有可能反对领导的人找出来，先采取措施，包括成批送往边远地区。有些地方更甚，如河南进一步扩大为“三十五无”（据赵文甫检查）……，多少反对领导的冤、假、错案直至文革爆发后才有可能公诸与世（66－67年是一个揭露高潮，林/彪事/件后又出现一个上访高潮），这些案涉及解放后历年、历次运/动，很多都是鲜血淋淋的。应该说，正是一些“功臣”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先把别人整的“猪狗不如”。“官僚主义强烈的肆虐横行”（注3），使新中国开始蒙受越来越重的阴影。只是由于“毛/泽/东个人的巨大权威和声望，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的深恶痛绝，再加上他与他所信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权力的常规化和制度化”（注4），但也只是“遏制”和暂时还没有正式“常规化”、“制度化”，这些越来越成熟的官僚由于其不愿被触动的既得特权利益决定，他们根本听不进毛/泽/东的一再教育和警告，甚至十分熟练地将历次运动的矛头都转移到普通群众和知识分子身上，变本加厉地让后者承受代价，这就使“激进的毛/泽/东主义者和党的官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注5），才迫使毛/泽/东下决心“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党和国家的阴暗面。

　　——这就是”文革“爆发的主要背景。由此就必然要冲击到党的各级干部——“曾是功臣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尤其是毛泽东又肯定“95％”以上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莫·迈斯纳认为：“撇开文/化大革/命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与其说它是一场革/命运/动，不如说它是一场改/良运/动，一场非暴力运动。因此文/化大革/命出现的大规模的暴/力行为，与其说是出自毛/泽/东的本意，不如说是出自中国社会的条件”，这就是前面已谈到过的文革前17年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压抑既久，既大，爆发则必速、必烈，以致发展为谁也没有始料到的各政治势力、集团短暂、集中的激烈斗/争。对于其中的“暴/力行/为”，“与后毛/泽/东时代的北京领导人对这些事件提供的说法正相反，文/化大革/命首先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迫害的不是毛/泽/东主义的激进分子，而正是那些由党组织起来的，力图在毛/泽/东主义者的进攻中保护党的官僚主义者的‘造/反/派’”（注6），即官办“文革会”和后来的保守派。首先是党组织本身，按照过去历次运/动的经验先抛出一些知识分子当牺牲品，而当革/命师生坚持把矛头对准党的当权派时，则由上级党组织派出工作组进行镇/压，以保护党的官僚基础。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在给中南局、西北局等批示中明确指示：“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把他们揪出来”，应届高中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不管学生、老师，只要反/党，就要给他们以专/政”。随后王光美在“清华园”将八百名师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并残酷斗争，有的被整死，以此推广全国，无一校幸免。并进一步蔓延到企事业单位及整个社会。各单位党组织及官办“文革会”用前十七年的习惯手段镇压所谓“牛鬼蛇神”——知识分子及领导认定的落后群众，尤其是敢起来造反的少数派，进行无情打击……这就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愤怒指责的“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也就是从这“五十多天”里埋下了从后形成两大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的祸根）。在工作组撤出后，“最有特权的阶层即干部子弟成了党组织的同盟军”（注7），这些今天已被人们习惯称为“太/子/党”的高干、军干子女，文革开始时，曾是最早“造/反”的英雄，但是，当运/动深入触及到他们的父母时，则背叛革/命，大都参加了那个臭名昭著的“联动”组织，为保爹保妈，转移斗/争大方向，他们横行霸道，一方面拿一些知识分子当牺牲品（如老舍等人之死）和蛮横肆虐于普通老百姓，一方面更无情镇压挺身而出的造/反/派。应该指出的是后者中的少数人由此产生的情绪和得势后的报复就成了复辟后的官僚们可以宣传上千遍的把柄。公平的说，就象朱学勤一文中谈到这些青少年批判那些党阀、学阀权威所使用的话语正是后者教给前者的一样。他们某些不应当使用的残酷报复手段（如王光美“四清”时发明并在文革初期普遍推广的“坐飞机”），也正是他们受当权派迫害时亲身体验后所学会的。使用暴力手段较多的是军队，这是其职业特性所决定的。令人注目的是其施暴的部分对象曾经是过去领导他们教会他们使用这些暴力手段的人。如今那些“老师们”千百遍地演染施在他们自己身上的那些手段时，使许多过来人总觉得有些别扭。也如哈里·哈丁斯说的：“这次我们不应太轻信。今天布授新道，谴责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文/化大革/命受害的幸存者（《威尔逊季刊》）”。不过这些“幸存者”的“受害”情况也是不同的，以邓/小/平——当时被政治上打倒的中国第二号走资派为例，其69－73年在江西“劳改”流放生活，曾被今日那么多媒体（首先是毛毛的故事）所大肆宣传，就在这些宣传中，也有几个“一点就破”，颇能说明实质的问题。

　　首先，他去江西主要是根据四个老帅备战的建议：“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注9），而不是什么“劳改”、“流放”。至于参加一点力所能及的劳动，当时应属正常。

　　其二，他在那里，还一直带着秘书（即王瑞林，现中央军/委委/员、纪委书记，一个文官被直接授予上将军衔的）等随员，这样的“流放”、“劳改”所享用的政治待遇，至少在中国确实是少有的。比较一下，七、八年后，他又是如何安排“江、张、王、姚”的待遇的呢？如果说，处理的程度不一样，那他应感恩于毛/泽/东，当时全国人民对他这个“第二号”人物的情绪恐怕是有过之而不及。

　　其三，他在那里住的是一座原步兵学校校长的“将/军楼”，这是文革前各省党政军官员所住的最高水平。

　　其四，就在那时，包括邓/榕、邓/质/方这些他较小的子女，仍能被推荐上大学，邓/朴方也是1970年入党的，这至少说明当时并没有“株连九族”，同时，也表明中央对他们的照顾。就如当年一个相当照顾他们的工作人员，因今天因邓/榕一句不实事求是的活，就倒霉好长时间一样，今天他们也从不提上述事实，只刻意喧染其困难处境。毕竟他当时是下台之人，其待遇当然不能和以前比。

　　这次在北京，一位经常给军委、总参首长开车的司机对我们说，他也给邓家子女、给王/光/美开过车，说他们也大谈毛主席的伟大及其对他们的恩情。这大概是在军队面前所选择的一种策略，而在其他媒体上则从来没有这样表示过。

　　就是刘/少/奇去开封，也属林/彪战备“一号令”的安排。他同样带有长期跟随他的随员（包括厨师），住在原开封市领导的一个院子，决不是人们所说的监狱。他当时是中央全会定性、开除党籍的，自然没有邓那样轻松，直至糖尿病重至终。其他，也有正式进监狱的，如彭/真等人，至今没有得到彭在狱中生活的细节。文革中监狱贯彻毛主席“要把犯人当人看待”的批示时，曾有记者在狱中对彭/真采访，他是高度评价“毛主席一贯的人道主义政策的”……而冲击这些“功臣”的造/反派包括我在内（尽管是在基层），当然就是“便觉趾高气扬”的“另一伙儿人”了，“但这真的是傲骨吗？”又问得何等的好。我们这“另一伙人”在文革十年中，是真正的“三、七开”，即70％的时间在挨整，30％的时间不得不抓紧工作，甚至每次出狱后连恢复身体的时间都没有。我们挨整时肉体精神所遭受的摧残、享受的待遇（刑事犯的牢房，6元钱的月生活费）才是邓公这些“功臣”“猪狗不如”的水平所高攀不上的。如果以文革中的两端，以“功臣”为代表的老干部和“另一伙人”的造/反派进行比教，在付出的代价上，无论数量或者质量，后者至少是前者的百倍以上。顺便，我以您熟悉的几个地方举几个例子：

　　就在您住的江苏，68－69年，许/世/友将/军将徐州造/反派的头头押在笼了里进行游斗，还把江苏反对他的“踢派”造/反群众按在马路上学“小爬虫”爬；

　　在您上大学的广西，也是1968年，以韦/国/清将军为后台的保守派“联指”把“四·二二”造/反/派口中塞着鹅卵石成批地处决；

　　在您的老家保定地区，那位在解放军战役史中没留下任何象样东西的叶帅，l976年却在动用正式军队血腥镇压造/反/派中显示了“军事才能”……

　　——在其他地区也有比这更严重的，更不要说在各个单位里那各种各样的残酷手段了。请记住，这些手段既不是文革发明的，也大多不是解放后发明的。如果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这样代价的话，那么1927年共/产党被血腥屠/杀时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呢，被钉死在那六千个十字架上的奴隶是不是也应后悔不应跟随斯巴达克造/反？说到底，文革当年比较今天社会可以说是“天使般纯洁”的男女们，不就是为了申张正义、公正、不甘心受压，从而触动了那些“功臣”的特权、地位，才遭到如此的屠杀和迫害（十多年后，在“六?·四”中，被邓公下令集中屠/杀的又一批那么单纯的少男少女们；不也是反对这些“功臣”及其家族的腐败吗？）！难道这就是他们明知道“造/反是没有好下场的”，却硬要向官僚集团挑战的“傲骨”吗？今天，文革已结束三十二年了，可对曾经“趾高气扬”过几天的“另一伙人”的清算，则还没有结束。

　　今年，临到阴历年前，我主持了原省二轻厅吕以尧同志的追悼会，他15岁参加革/命，抗/美援/朝时是空军战/斗英雄，在文革中当厅领导时，他妻子所在的纱厂将她的夜班调到白班，竟遭到他的谢绝。他在台上不去住厅、局长楼，而正是他坚持住的那一小套旧房子，在他出狱回来后，被公家十分方便的切断了暖气和天然气。他至死也没有工资，其子女“每次给他几百块钱，他都全买书了”。在追悼会上，他女儿泣不成声的说：“父亲唯一留给我们的就是认真做人的教育和一大堆书……”。刚过春节和他差不多经历的原洛阳地/委副书/记孙/腾芳，其妻子完全是因为没钱看病耽误致死。在她的追悼会上，不少人才知道，仅河南省因“造/反罪”至今没饭吃的干部就有22万人之多。原洛阳市/委副书/记兰/维泉，这位和江/泽/民一样在六十年代初出国的技术人员，如今被逼到在要饭群中生活。90年我到洛阳市郊区原公安分局副局长谭树齐（47年参加革/命）家里看到的是比要饭的窝都差的情景，而南阳一造/反/派头/头则活活饿/死……此类例子举不胜举（当然，原来的造/反派中也有不少人成了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但是，他们也不感谢邓及这个时代，其中一位喝酒后哭着对我说：“是老邓给我的钱？他们（当权派——自注）是把我朝死里整，我偏要争口气！他们坏我比他们更坏就挣了钱，他们见我就象孙子一样。他们把我逼到不是人，我也让他们不是人”）。去年初我在商邱，其行署几位干部对我说，76年所谓“粉碎四/人/帮”后，他们是在东海舰队驻温州的部队服役，也帮助地方维持“秩序”抓造/反/派，后来，看到杀人太多，害怕了要求复员。他们说，现在温州人在骗全国，是出于报复心……

　　说实话，我们当初被逼得起来造/反时，可没有陈胜、吴广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而是高喊着“准备失败、准备坐牢”（江青的“四准备”号召）冲出来的，对于其中一些人（包括我）来说，即使为此承担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九死而一生，则从没有后悔当初义无反顾的迈出去的一步。我们毕竟经历了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大民/主”，“中国人民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批判社会，向现存的政治权力机构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在公开讲坛、大字/报和报纸上发表自己的不满和希望等等（往10）”。尽管它是短暂的尝试。还有一种“三年文革”说，1968年在林/彪宣布的“全面胜/利”中，我们就开始承受全面的镇/压。而欧美的“文/化/大/革/命”更短暂地集中在几个月，却同样辉煌。今年，整个世界都在纪念“1968年”，认为它是廿世纪最重要的一年，其意义甚至超出了这一个世纪，是对整个世界近、现代框架的一次最彻底的挑战。也有人说，社会主义在东方惨败了（应该说，它的二、三代领导人早领上邪路），却在西方取得很大进展，现今西方社会中很多社会主义的成份正是“1968年”带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我已可以算一个没有“失踪的68年人（尽管没有下乡，却同在当年秋天下监，没有系统的学习，却也有认真的思考，更有前后更多的经历）”。我为拥有这个历史而骄傲。当初当我们经过多少次生与死，血与火，灵与肉的考验获得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最激动人心的胜利时，我们最得意的一句歌词只是：“往日比人矮三寸啦，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啦……”。用思想家的话说，我们斗争的全部意义只是为了做个人！查一下这些造/反/派的“发家史”，第一是被整出来的，第二则是“不平则鸣”。一些文人反复宣传说，我们是“被利用了”，难道我们甘心受压/迫、受剥/削，逆来顺受，就是没被“利用”啦？这种“利用”说无非是他们“借花献佛”以向官/僚阶/级忏悔而已，（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文革初期都参加过造/反派，这也有文革前17年中当权派老拿他们当牺牲品的情绪），至于“文革是整功臣”论更是为了向统治者献媚，而无视广大人民尤其是那些敢于为社会进步献身而挑战官/僚阶/级的激进分子也作为人应有的生存价值。那种“功臣”论如往前推，那么我们的战犯管理所内不是也关押着多少“北伐的功臣”、“抗日的民族英雄”，他们甚至还没有作威作福几年就被他们压制的革/命人民打倒了。假使他们重又控制了中国的局势，那么这一大堆“文人”决不会再为共产党的“功臣”说话；要说给后者的话可能比今天“送”给我们的更恶毒。这是否就叫做“成者王侯败者贼”？那是封建社会、尤其是传统文人一直遵循着的一条处世定律。但是历史的进步，则一定是一次次以失败和巨大的牺牲为其铺垫的，选择它的是另一种人。

　　三、民族利益和利益首选

　　在上述问题上，请您谅解我的冲动，也决不会有对你们年青人的情绪，同时，如果我含糊地对待了这些我并非不了解的事实，那也是对您的不尊重。我正是以这样一种平等尊重的态度去认真看待您所说的每一个问题的。譬如您谈到朝鲜和表决中国申办奥运会问题，我看信的当晚就和伍/绍祖（国家体委主任）一朋友通了话，准确地了解了中国事先就没有把朝鲜的一票计算在支持票内，而是在别的方面张百发被人家耍了，当然主要是美国的干预。也许我没有您喜欢体育，我也并不认为未举办一届奥运会会有“决定生死”“千古憾事”这么大的份量。原东德是总居奥运会前几名的“体育大国”，却没有改变复灭的命运。巴西、阿根廷一直是比奥运更热的“世足赛”中的明星，并没有因此促进其社会的进步，举办过这类盛会的墨西哥等国也没有因此使其社会状况改观，而就我们民族目前状况来说，即使举办了这届奥运会又如何呢？就国内体育运动来说，几乎全成了“商品”，一片乌烟瘴气，哪有一点点奥味及群众性，……这里就不多谈了。

　　您所谈的和越南的关系问题，实际涉及两场战争，即1979年中国对越南的战争和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援越抗美战争，以及两者的关系。

　　1979年所谓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用美国学者莫·迈斯纳的《中国史》说：“邓/小/平访美回国后不久。中国军队入侵越……有损于北京新政府的形象”。

　　用剑桥《中国史》说：“邓有理由推测，使用武力严惩那个刚使美国遭受耻辱的国家，可以使华盛顿领导人从中获得补偿”，“邓并没有掩盖他的意图，在访问华盛顿期间，他向卡特总统通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采取的规模和持续时间”。

　　用胡/耀/邦当时的政治秘书阮铭在外发表的著作中说：“获得了美国的赏识，邓/小/平发动这场战/争之前在美国得到了默许”，“在军事上是不成功的，没有‘惩罚’了越南，反而‘惩罚'了自己，结束了中国作为世界军事大国的地位”。

　　——这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国官方比较欣赏并大量发行的，就此也和国内“恩将仇报”的廉价宣传截然不同，有人说，是美国耍了邓/小/平，尽管美国在这个世界做坏事确实不少，但就这场战争而言，没有资料证明是美国主动要求中国去打人家。当年2月17日，既中国发动进攻的当天，一早地方当局（河南省）就派了好多人，来看守所要我对这场“自卫反击战”表态，我谈了要打就象西沙之战一样，在南沙夺回几个自己的岛屿，既名正言顺、也有利于中国在南海应有的地位。我还谈到如前一年（1978年）柬埔寨政府要求我们移民时，帮其控制磅逊港，则可以成犄角之势奠定中国在这个海域的战略地位（包括对将来的中/日战/争的准备，日本石油、天然气、铁矿石、橡胶、木材等战略物资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同时也就不可能有越南侵占柬埔寨的既成事实。当然，后者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利益出发的。但是，我始终拒绝对这个“自卫反击”表态。

　　阮铭所说的也“结束了中国作为世界军事大国的地位”，应有二层意思。第一，这是一个大国对小国的战争，所取得的最大战绩甚至还低于1885年刘永福时的黑旗军（原广西天地会残部）在此地对法国的战绩，而这次伤亡却极大。就此，我们的对手还只是越地方部队、游击队和人民群众自发的抗击。美国议员的实地调查证实，越主力部队集结在海防一线，还没和中国部队接触。第二，任何战争所动员的资源，不仅是物资（包括技术），而且还要有参战人员的士气（包括战争的意义）等，而在越南打的这场纷争是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第一次在没有当地人民支持下进行的。正相反的是，我们是在和越南人民厮杀。（邓作为军/委主/席期间一共有二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另一次是在天/安/门广场，其“对手”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只是作为一个部队的政委没有机会独立地显示其军事才能，晚年仅有的这二次显示的机会，却无法给他打分）。同时出国之前，国内正在强调个人利益，又如何再有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精神。不客气地说，是第一次打掉了军威、军心，打坏了军纪、军风。这场战争也使世界的军事研究机构们（尤其是地缘对手日本、印度等国）根本改变了对中国军力的估计，为今后留下了较大的麻烦。

　　而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援越抗美战争，则是绝然不同的另一种情况，我想引用美籍华裔学者龚忠武（他六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在哈佛跟费正清研究中国史）所讲的一段话：

　　“在毛/泽/东的晚年，中国北部有苏联陈兵百万，南有美/帝/国主义在越南进攻，在这样一个南北夹击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反/帝、反/修，最后把美国赶出了越南，解除了美国的围堵，为中华民族争得了生存空间，这不是毛/泽/东打出来的吗？美国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朝鲜战/争我们和他打了个平手，而越南战/争美国是战败了。美国经济近20年来一蹶不振，其中转折点是越南战/争。在这之前世界冷战秩序是一个二元秩序，而毛/泽/东打出了三分天下，变成了三元秩序，从而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后才有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晚年的越战就不可能有中国现在改革开放的局面”。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一期所载《“文革”时期历史研究座谈概述》中说：“文革时期的外交工作，应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同外交史上一个大转折点。70年代初期的外交新突破，改变了世界格局和中国的外部环境，中国成为‘大三角’中的一角，制约与平衡着国际战略力量，使世界局势趋向缓和，大大得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影响”。这里所说的“新突破”是指先后对欧、对美、对日为代表的外交整体突破，它是以当年“虚”实配合的两场“战争”为实力后盾的。一场是直接影响全球的“文/化大/革/命”，另一场就是这个越南战争。“弱国无外交”，这是邓/小/平所强调引用别人的一句话，不过不能自圆其说的是，他所彻底否定的“文革”时的中国，究竟是弱国还是强国？当然，他也从来不计较说话要前后一致，但是，他所控制的政府却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外交遗产及其要用巨大代价奠立的国际地位，这是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来中国多少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您说的“对外傲视千里”正是这样一个大民族所必需的，尤其是一个大国的安全和发展，首先必须确立自己在国际空间中的地位。从古希腊、罗马到西、荷、英、法、德、美，直到东方的日、苏都是这样发展过来的，无一例外，今后也仍是如此。我对执意要走“英美”道路的不少人一再说，英国是靠在海外几十倍于它本土的殖民地的血腥掠夺中奠立起“日不落帝国”的地位的。美国是靠两次大战，尤其是在二战中发的横财，并在全世界到处插手称霸，而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霸主的，这条基本经验难道是我们今天能学得了的东西吗？如果说，当年英国是靠海外殖民地的血腥代价，来腐蚀国内人民，如果说，美国可以关闭自己的一部分油井资源，却在消耗全世里的几分之一的能源、物资，而我们今天却是靠牺牲后几代人的利益，去“超前消费”腐蚀当代人，又把应留给后人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发疯的掠夺和破坏，以满足今日的奢侈，又怎么奢望21世纪的强大呢？美国建国伊始，在其经济实力还不够强的时候，就首先在西半球插手许多殖民地和宗主国的矛盾，至今成为世界霸主后，还念念不忘这一基本经验。当年布什总统在抨击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时曾一针见血地点破，如果没有美国在整个世界承担的“义务”（即霸权和插手）也就没有美国人的利益，不同的意义、却同样推理的是，如果中国当年没有对第三世界国家反对美苏霸权斗争的支持和无私的援助，也就没有中国在国际利益格局应有的位置和利益。这些年来有不少文章、杂志都算过中国当年外援的物质、财政数字，却没有人算一下如果没有这些支持和援助，“两阿”（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的提案，能在他们年复一年不懈的努力中以“简单多数”通过，从而使中国进入联合国哪有以后至今的局面。毛/泽/东当时还特意提到坦桑尼亚的积极帮助，说明那条坦赞铁路我们没有白建，而且还因此得到赞比亚铜带省的资源——这正是我们短缺的战略物资……。做大生意还先大投入，何况这里既有道义的责任，又有战略上的大利益，我们那些在其他方面十分精明的先生们，在这个大问题上就那么糊涂吗？或者是别有用心、故意欺骗年青的一代，或者是有意识地使我们“整个民族的认识降到同一水平”让“智慧的火焰熄灭”（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木批评衰落的罗马的话）。

　　您说：“利益，才是更多人的首选”。作为国家民族来说，是对的，也不矛盾于我上面的说法。就欧美那些主要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来说，更是如此，而且从开始打交道就是这样，至今也没有根本改变（连一些名词的概念也没有改变。譬如谈中国的“开放”，他们在英语中仍和一百年前的“门户开放”用的一个词）。我们今天重新拜请的这些“老师”也仍是那么保守小气，在具体技术上总是留着“一手”，更令人气愤的是1991年我国引过的11500多个项目，有29％是国外环保绝不允许存在严重污染的项目。陈岱孙在一个正式报告中称，我国所有进口项目中有四分之一属这类，这就是用他们高价卖给我们的高科技。而在大的方面，则只教二个字：“听话”，以听任他们摆布。什么“强大和稳定”，前者是虚，后者是实。你若“强大”，那有他需要的利益。而你的“稳定”，则可以使他放心地来攫取你的利益。经济学家魏杰在谈到西方表扬人民币不贬值时，又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来说明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当中国人在议论印尼、南韩在接受援助的谈判中如此艰难，为什么就不想一下，印尼苏哈托政权是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走狗，而南韩则至今是美国的保护国，就此还有他们接受不了的东西，那么我们年复一年递增的援助、投资，为什么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要记住我们还是别人不完全放心的，至今仍挂有“共/产/党”这个牌子的政权，人家难道会给以特殊的照顾吗？翻一下报纸，接受外资（包搞什么“招商引资”）已成了评定一个地区、一个企业政绩和开放程度的主要标准。难道就只能这么简单吗？那么我们再翻一下历史，一百年前，为争着借给中国外债，英、法、德、俄等国驻华使节吵得不可开交，翁同酥（光绪老师）的《日记》中说某公使：“咆哮恣肆，为借款也，此等恶趣，我何以堪”。“甲午战后，列强向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特点是疯狂的向中国输出资本，严重地阻碍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破坏和窒息了工农业生产。据初步统计，从1895年到1900年的6年中，清政府所借外债高达到451亿两白银，比甲午战前30年外债累计总数超过9倍以上，为当时国家收入的5.5倍”（注A4）。这样的情形，这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已经不懂。所以您用“不食嗟来之食”来认识中华民族，实是评价过高。再看看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那么多官员、买办，还有什么“洋货”“不吃”，甚至一个“洋屁”也要传几手以多骗几个人。从婴儿用的奶粉到关系生老病死的医药，其洋货都称霸中国市场，包括我所熟悉的人都在炫耀“我的孩子除了空气，从饮用水到尿布，吃用全是美国货”。一个新闻节目中，有好几个国家领导人穿着各具特色的民族制服的鲜明形象，也有我们大会主席台上清一色的标准西装，不知道出于什么要求，总使人感觉不舒服，这是在国内。广东台报道过的由东方电视台采访的，上海去日本的五万大学生为挣人家一口饭吃，凄惨得哪有个人样。去东欧的大批移民，人家开始是用手势比划着欢迎从机关枪下冲出来的“英雄”，却没想到仅几天就得处处防贼。至于在俄罗斯，我们更是丢尽了这个民族仅有的一点脸面……

　　反过来说“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食嗟来之食”又有何不对？人是需要一点尊严的。《礼记》中那位黔敖舍施时的鄙夷状，难道是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的吗？而正是这位“不食嗟来之食”的人使他不得不钦佩。“不食嗟来之食”也成为自孟子到毛泽东等贤哲所提倡的一种民族精神。可惜的是，我们整个民族过去（近代史）、尤其是今天，根本不具备这种精神，或者说，我们整个民族能有这种精神之日，便是整个世界所有民族最尊重中华民族之时。被称为日本近代史之父的福泽谕吉甚至认为有中国这样一个卑屈懦弱、无法无情的邻国实在是“日本国的一大不幸”，“可以按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方法来处理！”——又是何等严肃的挑战！

　　如果您那句话是指“毛的时代”对待外援的态度，则是对那个时代的了解不够。毛/泽/东早就说过：“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就是这位毛/泽/东，远在抗战时就曾努力争取过美援，但是人家不给他，反而在以后用它来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1949年，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垮台了，毛/泽/东从民族利益出发希望重建中美关系，甚至内定了叶/剑英为驻美大使。但美认定中共撑不下去了，反而“封锁”、“制裁”，发动朝鲜战/争，驶进台湾海峡，支蒋伺机“反攻大陆”（并趁我六十年代困难时作过几次尝试）。就此毛/泽/东仍没有放弃打通中美关系的努力。1967年正值“文革”高潮时，毛/泽/东从一份美《外交季刊》上看到的当时在野的尼克松一篇并不明显的文章中，敏锐地捕捉到将来可能的变化。有趣的是，1970年他和尼克松不谋而合，几乎在同一天发出公开的信号……。此外，就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也不止一次要求认真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准确地说，在老一代领导人中真正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较大的，恰恰只有一个毛泽东，（现在那些去过欧美、或者直接来自欧美的学者，张嘴就是“西方人读不懂中国”，明显持一种拒斥的态度。可为什么毛/泽/东在西方有那么大的影响，尤其是美国那么多学校、机构，那么多人在研究。在瞧不起英语、也轻视美国“快餐文化”的法国，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曾崇拜过，或者仍继续崇拜着毛/泽/东的思想），同时能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者，也只有毛泽东，可以说，“毛文化”就是唯一影响较大的中西合璧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文化。一些过于浅薄的人简单把去过西方“留学”作为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标志，他们不了解尤其那批“勤工俭学”的革/命/家，当时并没有条件接受西方文化。以邓/小/平为例，他跟人出国前只受过小学教育，在法国也仅在巴约（也译巴耶）中学的小学班短暂地待一下，其余绝大部分时间，不得不打工……。至其终，你从他身上、骨子里根本看不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样，在那一代领导人中，最少受苏联“斯大林模式”影响的也是毛泽东，他为摆脱这个“模式”的影响，独立走出自己的路（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一直受到国外思想界，政治界极高的评价。尽管刚解放时，在西方的硬逼、又没有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条件下，也是出于民族、国家的利益，不得不暂时“一边倒”，争取仅有可能的苏援。新中国开国伊始，他去苏联一下子待了三个月，就是要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并且是满载而归，尽管那些东西，在今天可能不算什么，可当时为恢复经济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后来，当赫鲁晓夫要通过援助来控制我们的经济、军事，政治时，他则是寸步不让。国家的独立，民族尊严是半点也不能牺牲的。在东方有波、匈、捷的教训，在西方援助下则有更多的例子，包括市场被全面渗入，民族工业被摧垮，金融被控制，乃至随意扶植傀儡政权等代价，这样的“嗟来之食”当然是不可食，毛/泽/东之前的所有政权，没有一个不是以牺牲主权的巨大代价来接受外援的。

　　想一想1919年的“巴黎和约”。将“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置于何地，因而才助长了日本以后侵略的野心。1945年的美苏又是如何对待已称为“五大国”之一的中国，正是他们的交易给今后的中国留下了多少麻烦。我在“朱学勤郑州讲学散谈”中曾写道“一部打开国门的近代史，也是一部依附于别人的历史，满清本期的新老各派政治势力是如此，整个民国从头至尾也是如此”。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党内为数不少的高级干部都有很深的苏联背景，（包括解放后一直没有机会表现出来的资深人物），“如果毛泽东在五六年去世”（陈云话），那么就为他们搞自己所习惯的苏联模式去除了根本性障碍，成为又一个最典型的苏联“卫星国”，也只有从这里开始才理解，当年在庐山和彭德怀一起受批的黄克诚大将二十年后有如此公正的评价：“毛主席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联英雄。”张茜和粟/裕曾从不同角度谈过庐山会议时，留守北京主持军委工作的陈/毅曾收到赫鲁晓夫的信件，后者要他果断派兵包围庐山……重建新的中央（不久前也正是赫在阿尔巴尼亚当面煽动彭反对“百花齐放”和“人民公社”）。当然陈毅没有听他的，而是把信交给了会后回京的毛/泽/东。连彭/德/怀也看到的刘/少/奇62年1月2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刘明确说，彭写的那封信是小事，他的主要问题一是里通外国，二是和高岗联盟反对他（刘）。有些人还注意到彭在58年林/彪升为党中央副主席前后的变化。英国作家韩素音所著《周恩来与现代中国》中分析庐山会以时说：“想想看，如果被放逐到四川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彭/德怀/，又会是什么样的后果？莫斯科的代表就会抬头，苏联就会以强力高姿态对付美国，莫斯科的一切指示，中国将遵命而行。历史也将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毛/泽/东顶着苏联的压力，不仅中华民族，连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将重写。

　　这里提到的黄克诚将军，历史上几次受过毛/泽/东的批评，被人戏称为“老右/倾”，何况既有“庐山”挨整之恨，又有杀兄——黄克功将军，因杀了怀孕的情人，被毛/泽/东决定处决——之仇，二十多年后被平反又居高位工作时，在一些人攻击、贬低毛/泽/东时，他却在大讲毛主席的伟大是其他任何领导人所不能相比的。“如果有人硬要说，他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只能是开历史的玩笑”——这样光明磊落的胸怀，怎能不赢得全党全国人民的尊重，所以“利益，才是更多人的首选”则不能包括所有人。

　　费孝通，这位被毛/泽/东点过名的大右派，在邓的时期被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在商丘福源集团的双八乡说：“我现在坐在毛主席当年坐过的这把椅子上，但我并不是毛主席。很多人都误解了毛主席搞人民公社的意义。中国落后、动乱的根源就是小农经济，毛主席搞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就是为了改变小农经济，就是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位搞农村社会调查出身的著名社会学家，认为今天的中国农村正处在“临改未改”的关键时刻，而此时这个国家正在庆祝农村改革“辉煌”成功20周年。

　　还有几位著名的大学者，他们的文学或哲学代表名著曾受到有毛/泽/东或江/青支持的“小人物”、“年青人”的批判，在八十年代的翻案风中，多少人高度评价这些被批判过的专著及作者本人，他们自己却坚持认为当年的批判是正确的，不愿翻这个案，而当年。他们并没有保证什么“永不翻案”，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君子”了。不久前我也曾对一个战友的儿子说：“……总之，过去也不象所说的那么美好，我认为父辈的恩怨得失，也不能作为你们这一代人认识历史的唯一根据，就象你今天也并没有以一个老板的立场来认识当今社会一样。”

　　最后，在民族利益和尊严上，我还想介绍一下，近20年中日关系中有关钓鱼列岛、靖国神社等敏感问题的一点情况。

　　进入80年代后，日本一反过去惯例，首相和几乎所有大臣都在“8.15”终战纪念日这天参拜靖国神社中的侵略“烈士”，而在85年8月15日中曾根首相亲率18位阁员集体“正式参拜”了神社，这是“战后历史上第一次”，是向中国和整个亚洲的严重挑战。当时，荷兰学者曾撰文严肃指出，对于二战罪行，为什么德国能认罪（前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曾跪在犹太人的墓前），而日本人不认罪，尤其在八、九十年代以来如此嚣张，这里也有中国的责任。就在邓小平78年10月访日并签订中日和约时，在日本国会议员的叫嚣下，日本派飞机、巡逻艇登上我国神圣领土——钓鱼岛，此后，大陆以外的全球华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还牺牲了生命。

　　这“弹丸之地”不仅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更有我们民族的尊严。

　　这里，我原文抄录一段日本外相园田对78年8月10日在北京与邓小平谈及“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问题的回忆。园田是这样向邓小平提出问题的：“说真的……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这个日本外务大臣不提的话，就无脸见江东父老……”

　　“听我这样讲，邓/小/平就说：‘我理解，理解你，你尽管讲嘛’。于是我鼓起勇气指出，尖阁列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再发生以前那种‘偶发事件’，我无法交待。”

　　“邓/小/平微笑着摊开双手，说：‘上一次是偶发事件，渔民追起鱼来，眼睛里就没有别的东西。那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绝对不会发生！’我当时真提心吊胆，只求老天保佑。万一从邓小平嘴里说出‘不是日本领土，是中同领土'，我就完了。”

　　“他挺了挺身子……然后说：‘一如既往，搁置它二十年、三十年嘛’。”

　　“他讲这话时，态度自若。我可受不了，使劲地拍了一下邓的肩膀，说：’阁下，不必说了。’他在那里优哉优哉，我觉得全身象瘫了一样。”（注28）任何中国人看到这里，都会无地自容。

　　我不由得想起另一个例子。鸦片战争中关天培战死后，在他仆人收领他的遗体归来途中，英国战舰伯兰汉号鸣炮志哀，给他的敌人，但却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以应有的尊重。

　　就在园田访华二个月后，邓/小/